●書齋·書災

物以類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書呆子。很少有朋友約我去戶外戀愛春天。大半的時間，我總是與書為伍。大半的時間，總是把自己關在六疊之上，四壁之中，製造氮氣，做白日夢。我的書齋，既不像華波爾(Horace Walpole)中世紀的歌德式城堡那麼豪華，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閣樓那麼寒酸。我的藏書不多，也沒有統計，大約在一千冊左右。“書到用時方恨少”，花了那麼多錢買書，要查點什麼仍然不夠應付。有用的時候，往往發現某本書給朋友借去了沒還來。沒用的時候，它們簡直滿坑滿谷；書架上排列得整整齊齊的之外，案頭，椅子上，唱機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處都是。由於為雜誌寫稿，也編過刊物，我的書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還有許多來來往往的流動戶口，例如《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藍星》、《作品》、《文壇》、《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數以百計的《文星》。　　

“腹有詩書氣自華”。奈何那些詩書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牆隅，甚至書桌腳下。我的書齋經常在鬧書災，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顧而絕望。下女每逢擦地板，總把架後或床底的書一股腦兒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幾度提議，用秦始皇的方法來解決。有一次在颱風期間，中和鄉大鬧水災，夏菁家裡數千份《藍星》隨波逐流。待風息水退，乃發現地板上、廚房裡、廁所裡、狗屋頂，甚至院中的樹上，或正或反，舉目皆是《藍星》。如果廈門街也有這麼一次水災，則在我家，水災過後，必有更嚴重的書災。

你會說，既然怕鉛字為禍，為什麼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來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覆是不可能。凡有幾本書的人，大概都會了解，理書是多麼麻煩，同時也是多麼消耗時間的一件事。對於一個書呆子，理書是帶一點回憶的哀愁的。喏，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一九五二年四月購於台北”(那時你還沒有大學畢業哪!)那本書的封底裡面，記著一個女友可愛的通信地址(現在不必記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嘆!可嘆！這是幸福，還是迷惘?)有一本書上寫著：“贈余光中，一九五九年於愛荷華城”(作者已經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學史。將來，我的女兒們讀文學讀到他時，有什麼感覺呢?)另一本書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小鎮上窮泡，好久不寫詩了。翻開這本紅面燙金古色古香的詩集，不料一張葉脈畢呈枯脆欲斷的橡樹葉子，翩翩地飄落在地上。這是哪一個秋天的幽靈呢?那麼多書，那麼多束信，那麼多疊的手稿!我來過，我愛過，我失去——該是每塊墓碑上都適用的墓誌銘。而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舊書時必有的感想。誰能把自己的回憶整理清楚呢?　　

何況一面理書，一面還要看書。書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書。誰要能把自己的藏書讀完，一定成為大學者。有的人看書必借，借書必不還。有的人看書必買，買了必不看完。我屬於後者。我的不少朋友屬於前者。這種分類法當然純粹是主觀的。有一度，發現自己的一些好書，甚至是絕版的好書，被朋友們久借不還，甚至於久催不理，我憤怒得考慮寫一篇文章，聲討這批雅賊，不，“雅盜”，因為他們的罪行是公開的。不久我就打消這念頭了，因為發現自己也未能盡免“雅盜”的作風。架上正擺著的，就有幾本向朋友久借未還的書——有一本論詩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經半年多沒還了，他也沒來催。當然這麼短的“僑居”還不到“歸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國文學的傳統》下卷，原來是從朱立民先生處借來，後來他料我毫無還意，絕望了，索性聲明是送給我，而且附贈了上卷。在十幾冊因久借而“歸化”了的書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財產。它們的“僑齡”都已逾十一年。據說系圖書館的管理員仍是當年那位女士，嚇得我十年來不敢跨進她的轄區。借錢不還，是不道德的事。書也是錢買的，但在“文藝無國界”的心理下，似乎借書不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還的以外，還有不少書——簡直有三四十冊——是欠賬買來的。它們都是向某家書店“買”來的，“買”是買來了，但幾年來一直未曾付賬。當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書店為我銷售了百多本的《萬聖節》和《鐘乳石》，也始終未曾結算。不過我必須立刻聲明，到目前為止，那家書店欠我的遠少於我欠書店的。我想我沒有記錯，或者可以說，沒有估計錯，否則我不會一直任其發展而保持緘默。大概書店老板也以為他欠我較多，而容忍了這麼久。　　

除了上述兩種來歷不太光榮的書外，一部分的藏書是作家朋友的贈書。其中絕大多數是中文的新詩集，其次是小說、散文、批評和翻譯，自然也有少數英文，乃至法文、韓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這些贈書是來歷光明的，因為扉頁上都有原作者或譯者的親筆題字，更加可貴。可是坦白地說，這一類的書，我也很少全部詳細拜讀完畢的。我敢說，沒有一位作家會把別的作家的贈書一一覽盡。英國作家貝洛克(Hilaire Belloc)有兩行諧詩：　　

   When I am dead, 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t, 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強譯成中文，就成為：　　

       當我死時，我希望人們會說：“他的罪深紅，但他的書有人讀過。”　

此地的read是雙關的，它既是“讀”的過去分詞，又和“紅”(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譯得傳神。貝洛克的意思，無論一個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當回事地拜讀過，也就算難能可貴了。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無法遍讀他人的贈書，由此可以想見。每個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種贈書(包括刊物)，我必須坦白承認，我既無時間逐一拜讀，也無全部拜讀的慾望。事實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麼庸俗可笑的書名，你就沒有胃口開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兩種作家——好的和壞的。除了一些奇跡式的例外，壞的作家從來不曾變成好的作家。我寫上面這段話，也許會莫須有地得罪不少贈書的作家朋友。不過我可以立刻反問他們：“不要動怒，你們可以反省一下，曾經讀完，甚至部分讀過我的贈書沒有?”我想，他們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難懂”的現代詩，那些“嚼飯餵人”的譯詩，誰能夠強人拜讀呢?十九世紀牛津大學教授達巨生(．Dodgson，筆名Lewis Carroll)曾將他著的童話小說《愛麗絲漫遊奇境記》(Alice in Wonderland)，呈獻一冊給維多利亞女皇。女皇很喜歡那本書，要達巨生教授將他以後的作品見贈。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數學論文。我想女皇該不會讀完第一頁的。　　

第三類的書該是自己的作品了。它們包括四本詩集，三本譯詩集，一本翻譯小說，一本翻譯傳記。這些書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冊，有的僅餘十數本，有的甚至已經絕版。到現在我仍清晰地記得，印第一本書時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經興奮得終宵失眠，幻想著第二天那本小書該如何震撼整個文壇，如何再版三版，像拜倫那樣傳奇地成名。為那本書寫書評的梁實秋先生，並不那麼樂觀。他預計“頂多銷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結果我印了一千冊，在半年之內銷了三百四十多冊。不久我參加第一屆大專畢業生的預官受訓，未再繼續委托書店銷售。現在早給周夢蝶先生銷光了。目前我業已發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種詩集，一本《現代詩選譯》，一本《蔡斯德菲爾家書》，一本畫家保羅?克利的評傳和兩種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當然，買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歲時，希望自己已是擁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譯)的作家，其中至少應有二十種詩集。對繆斯許的這個願，恐怕是太大了一點。然而照目前寫作的“產量”看來，打個六折，有三十本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最後一類藏書，遠超過上述三類的總和。它們是我付現買來，集少成多的中英文書籍。慚愧得很，中文書和英文書的比例，十多年來，愈來愈懸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數的書呆子，既讀書，亦玩書。讀書是讀書的內容，玩書則是玩書的外表。書確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華麗的書，其物質的本身就是一種美的存在。我所以買了那麼多的英文書，尤其是繽紛絢爛的袖珍叢書，對那些七色鮮明、設計瀟灑的封面一見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鵝叢書”(PenguinBooks)的典雅，“現代叢書”(Modern Library)的端莊，“袖珍叢書”(Pocket Books)的活潑，“人人叢書”(Everyman’sLibrary)的古拙，“花園叢書”(Garden City Books)的豪華，瑞士“史基拉藝術叢書”(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麗，盡善盡美……這些都是使蠹魚們神遊書齋的樂事。資深的書呆子通常有一種不可救藥的毛病。他們愛坐在書桌前，並不—定要讀哪一本書，或研究哪一個問題，只是喜歡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圖和目錄，並且嗅嗅(尤其是新書的)怪好聞的紙香和油墨味。就這樣，一個昂貴的下午用完了。　　

約翰博士曾經說，既然我們不能讀完一切應讀的書，則我們何不任性而讀?我的讀書便是如此。在大學時代，出於一種攀龍附鳳、進香朝聖的心情，我曾經遵循文學史的指點，自勉自勵地讀完八百多頁的《湯姆瓊斯》，七百多頁的《虛榮市》，甚至咬牙切齒，邊讀邊罵地咽下了《自我主義者》。自從畢業後，這種啃勁愈來愈差了。到目前忙著寫詩、譯詩、編詩、教詩、論詩，五馬分屍之餘，幾乎毫無時間讀詩，甚至無時間讀書了。架上的書，永遠多於腹中的書；讀完的藏書，恐怕不到十分之三。盡管如此，“玩”書的毛病始終沒有痊癒。由於常“玩”，我相當熟悉許多並未讀完的書，要參考某一意見，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頁。事實上，有些書是非玩它一個時期不能欣賞的。例如梵高的畫集，康明思的詩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來了，我仍然不滿意自己這書齋。由於太小，書齋之中一直鬧著書災。那些漫山遍野、滿坑滿谷、汗牛而不充棟的洋裝書，就像一批批永遠取締不了的流氓一樣，沒法加以安置。由於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樣，永遠朝北，絕對曬不到太陽。如果中國多了一個陰鬱的作家，這間北向的書房應該負責。坐在這扇北向之窗的陰影裡，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滿孕著南方的水果。白晝，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著灰色的音樂。夜間，我似乎聽得見愛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聲，而北極星的長髯垂下來，錚錚然，敲響串串的白鐘乳。

    可是，在這間藝術的冷宮中，有許多回憶仍是熾熱的。朋友來訪，我常愛請他們來這裡坐談，而不去客廳，似乎這裡是我的“文化背景”，不來這裡，友情的鉛錘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視懸在壁上，我的繆斯是男性的。在這裡，我曾經聽吳望堯，現代詩一位失蹤的王子，為我講一些猩紅熱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這裡，黃用給我看到幾乎是他全部的作品，並且磨礪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評；在這裡，王敬羲第一次遭遇黃用，但是，使我們大失所望，並沒有吵架；在這裡，陳立峰，一個風骨凜然的編輯，也曾遺下一朵黑色的回憶……比起這些回憶，零亂的書籍顯得整齊多了。　　

                                196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