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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散文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Memory as long as the tracks
Memory.j100目錄&自序
Memory.j100 自序&目錄
Memory.e101 催魂鈴
Memory.e102 牛蛙記
Memory.e103 沒有人是一個島
Memory.e104 秦瓊賣馬
Memory.e105 我的四個假想敵
Memory.e106 送思果
Memory.e107 鴉片戰爭與疝氣
Memory.e108 吐露港上
Memory.e109 輪轉天下
Memory.e110 春來半島
Memory.e111 開卷如開芝麻門
Memory.e112 愛彈低調的高手
Memory.e113 羅素的彈弓
Memory.e114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Memory.e115 橫行的洋文
Memory.e116 山緣
Memory.e117 何以解憂？
Memory.e118 飛鵝山頂
Memory.e119 北歐行
Memory.e120 沙田七友記
自 序
《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是我的第一本純散文集。我這一生寫過不少抒情散文，其中有長篇，也有小品，但是從《左手的繆思》到《青青邊愁》，每逢出書，抒情散文總是和專題論文、書評、序言、雜文等各色文體並列在同一個封面之下，其結果，當然是體例不純。所以從五年前的《分水嶺上》起，我就把自己的文章一分為二，像山嶺分開水域那樣，感性的歸感性，知性的歸知性，分別出書。
自從《青青邊愁》以來，我的抒情散文一直還不曾結集。《青青邊愁》裏最晚的散文，如〈花鳥〉、〈思臺北，念臺北〉等，都已是九年前的作品了。這本《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收集的二十篇散文，以寫作時間而言，始於一九七八年冬天而終於一九八五年夏天，前後歷時七年。其間一九八○年最為多產，共得五篇，而一九七九年卻一篇也沒有。散文產量之多寡，與我當時其他文體的寫作有關：寡產之年說不定我正忙於寫論文，或正耽於寫詩。一九八五年二月至八月，我為聯合副刊的專欄「隔海書」還寫了三十篇左右的雜文小品，其中不無可留之作，但因篇幅較短，筆法不同，當與我回臺後的其他小品合出一書，所以就不收入此集了。
這漫長的七年，除了有一年（一九八○至八一）我回臺北客座之外，其餘都在沙田度過。永難忘記當日在書齋面海的窗下寫這些散文，吐露港的波光，八仙嶺的山色，都嫵媚照人臉頰。集裏的〈沙田七友記〉寫於我香港時期的盛時。那時我在沙田已經住了四年，生活大定，心情安穩，不但俯仰山水，而且涵濡人文，北望故國，東眷故島，生命的棋子落在一個最靜觀的位置。教了半輩子書，那是第一次住進校園，不但風景絕佳，有助文氣，而且談笑多為鴻儒，正可激盪文思。沙田的文苑學府，高明的人物那時當然不止七位，例如當時久已稔熟的黃國彬，和後來交往漸密的梁錫華，在我的香港時期，便一直是筆墨相濡聲氣相應的文友。
〈牛蛙記〉、〈吐露港上〉、〈春來半島〉幾篇所表達的，仍不失這種正盛方酣的沙田心情。同樣是寫香港的天地，〈山緣〉和〈飛鵝山頂〉在九七的陰影和臨別的壓力下，感情的張力就比前三篇要飽滿得多。〈山緣〉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心香巡禮，〈飛鵝山頂〉則是我對香港山水的告別式了。十年的沙田山居，承蒙山精海靈的眷顧，這幾篇作品就算是我的報答吧。如果說徐霞客是華山夏水的第一知音，我至少願做能賞香港山水的慧眼。
儘管如此，當時隔著茫茫煙水，卻也沒有一天忘記了臺灣。〈沒有人是一個島〉正是我回首東顧所打的一個臺灣結，其線頭也纏進了〈輪轉天下〉和〈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其實即使在香港時期，臺北也一直在我的「雙城記」裏，每年回臺北的次數不斷增加。〈秦瓊賣馬〉、〈我的四個假想敵〉、〈開卷如開芝麻門〉三篇都是回臺北小住所寫；寫最後這一篇時，正當三年前的端午季節，父親重病住院，我放下一切，從香港趕回來侍疾，心情不勝悽惶，卻因答應過聯副，不得不勉力成文。
去年九月我離開香港，天曉得，不是拋棄香港，只是歸位臺灣。其實也沒有歸回原位，因為我來了高雄。當然，就算重回臺北，也不能再歸回原位。逝者如斯，既已抽足，自非前流。
作家常有詩文同胎的現象：蘇軾的〈念奴嬌〉與〈赤壁賦〉便是一例。在本集裏，〈牛蛙記〉便跟〈驚蛙〉一詩同胎異育。〈記憶像鐵軌一樣長〉的同胞，便包括〈九廣路上〉、〈九廣鐵路〉、〈老火車站鐘樓下〉、〈火車懷古〉等詩。〈北歐行〉也是〈哥本哈根〉同根所生。至於本集中的五篇山水記，若在同時的詩集《與永恆拔河》、《隔水觀音》、《紫荊賦》裏尋找，至少有二十首詩是表親。作家對於自己關心的題材，橫看成嶺，側看成峰，而再三模寫以窮盡其狀，一方面固然是求材盡其用，一方面對自己的彈性與耐力，以及層出不窮的創意，也是很苛的考驗。
雙管在握的作家要表現一種經驗時，怎能決定該用詩還是散文呢？詩的篇幅小，密度大，轉折快，不能太過旁鶩細節，散文則較多迴旋的空間。所以同一經驗，欲詳其事，可以用散文，欲傳其情，則宜寫詩。去年初夏，和沙田諸友爬山，從新娘潭一直攀上八仙嶺，終於登上純陽峰，北望沙田而同聲歡呼者共為六人：梁錫華伉儷、劉述先、朱立、黃國彬和我。當時登高望遠臨風長嘯的得意之情，加上回顧山下的來路，辛苦，曲折，一端已沒入人間，那一份得來不易的成就感，用詩來歌詠最能傳神。用散文也能，若是那作者筆下富於感性，在敘事、抒情之外尚能狀物寫景。可惜純散文家裏有一半不擅此道。另一方面，若要記述事情的始末，例如還有哪些遊伴留在山下，為什麼不曾一起仰攀，有誰半途而回，是誰捷足先登，是誰掌管水壺，是誰在峰頂為眾人的狂態拍下照片，甚至誰說了一句什麼妙語，若要詳記這些旁枝細節，用散文，就方便得多了。詩一上了節奏的虎背，就不能隨便轉彎，隨便下來。詩要敘事，只有一個機會，散文就從容多了。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裏，以文為詩，常受批評，但是反過來以詩為文，似乎無人非議，這是很有趣的現象。大致說來，散文著重清明的知性，詩著重活潑的感性。以詩為文，固然可以拓展散文的感性，加強散文想像的活力，但是超過了分寸，量變成為質變，就不像散文了。
史密斯
( Logan Pearsall Smith )
編英國散文選，所選作品多半以詩為文，句法扭曲，詞藻繽紛，語氣則慷慨激昂，結果卡萊爾的呼喝腔調入選頗多，朱艾敦的暢達文體卻遭排拒。克勒登．布洛克 (
Arthur Clutton-Brock )
批評這種觀念說：「他認為英國的散文在最像詩的時候才最了不起；他認為英國的散文被詩的光芒所籠罩，幾乎成了詩的窮親戚。法國人看到他編的這本散文選會說：『這一套真是雄壯極了，但是不能算散文。寫出這種作品來的民族，能高歌也能佈道，但是不會交談。』」
散文可以向詩學一點生動的意象，活潑的節奏，和虛實相濟的藝術，然而散文畢竟非詩。旗可以迎風而舞，卻不可隨風而去，更不能變成風。把散文寫成詩，正如把詩寫成散文，都不是好事。
我曾經戲稱詩人寫散文為「詩餘」，更自謂「右手為詩，左手為文」，令人感覺好像散文不過是我的副業，我的偏才，我寫詩之餘的外遇。一般評論家接受這個暗示，都喜歡說我「以詩為文」；言下之意，有些人不以為然，但更多的人卻首肯或者默許。三十幾歲時，我確是相當以詩為文，甚至有點主張為文近詩。現在，我的看法變了，做法也跟著變了。
說一位詩人能寫散文，因為他以詩為文，未必是恭維。這好比是說，他是靠詩護航而進入散文國境的，又好比是靠詩的障眼法來變散文的戲法，算不得當行本色。其實，我寫過的散文裏面，雖有許多篇抒發詩情畫意，放乎感性，但也有不少篇追求清明的知性，原是本位的散文。在這本散文新集裏，諸如〈沙田七友記〉、〈沒有人是一個島〉、〈我的四個假想敵〉、〈開卷如開芝麻門〉、〈愛彈低調的高手〉、〈橫行的洋文〉、〈何以解憂？〉等篇，應該都是本位散文，不是以詩為文就文得起來的。這些作品應該是散文的居民，不是遊客。我的三十篇「隔海書」，也是如此。
散文不是我的詩餘。散文與詩，是我的雙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體。正如佛洛斯特所言：「雙目合，視乃得。」(
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 )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於西子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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