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專訪/陳文發(&攝影)

 

   〈 書寫者.看見 〉

在逃亡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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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詩人尹玲的影像記憶,不外乎是她那頂罩在頭上,猶如春蠶吐出的髮絲,銀白帶點透亮光澤。初回見面,她形容自己已是一百多歲的白髮魔女,為了證明自己也曾經年輕過、絢爛過,她從隨身的大包小包中,找出一疊年少綻放如花定格的影像,一張張遞我過目,她邊說明照片拍攝時間、地點──是在越南西貢或在台北的台大校園,也講述照片中所穿著的各種服飾,這套是在西貢最貴的衣料行購買布料,請華姐手工縫製的洋裝,搭配以成套的白紗薄手套、皮包與皮鞋;那套是越南傳統服飾,紫色長衫搭配白長褲,她更特別指出照片中長及腰際的,是烏溜溜的黑髮。

   尹玲除了讓人為之側目的髮色,另一個外在特徵,就是她出門渾身總是背著、提著、拉著各種大大小小沉重的包袱,好似把她所有的家當都扛在身上,隨時準備逃亡。這十多年來,在與她陸續接觸中,知道她是越南出生,祖籍廣東大埔的客家人。知道她是語言專家,精通客家、廣東、潮州、閩南、越南、法國、英國等多種語言。一時興起,她會在計程車上、在路上、在活動中,女伶附身似的唱起輕柔的法國香頌。偶爾打電話找她,接起手機,總是聽她說人在法國巴黎等地,她的人生似乎是一直在逃亡的路上。

   未曾聽她詳談過南越淪陷,國破家亡,致使她一夕間從黑髮少女,褪成了白髮魔女的傷痛,但每當她說起片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嘆息聲就像綿延的陰雨下個不停。二O一五年元月初,她在國家書店舉行《那一傘的圓》──尹玲散文選發表會隔週後的那天下午,我臨時打了通電話,回覆她傍晚有空可約見面,在電話中她說人還在台大等門診,拿頭痛長期處方簽,她問我喜歡吃甚麼菜,我如往常般回說不挑食,吃完飯後再找個安靜的地方聊聊。

   騎車來到已入夜飄雨的麗水街巷弄裡,見她提著揹著大包小包,另一手還撐支傘的背影,走往港式餐館的方向。我們吃完了半隻烤雞,結帳離開餐館前,她提起背包時說腿痛得厲害,要我幫忙拿另一個包。她我帶轉折走過一小段細雨紛飛的夜色,來到淡江大學台北校區,隨她搭電梯來到三樓,她找了間沒人上課的教室,進入室內點亮光線。

   我們在講台前方對坐,她從背包中取出藥袋置於桌面:你要問甚麼就問唄。我說:您是在何種機緣下來到台灣讀書?這時她打開藥袋,取出一小包藥:

   一九六八年,過年前夕,北越騙我們政府,協議停火幾天,要讓南越百姓過個好年,也可以放鞭炮。但萬萬沒想到,在百姓、軍隊都放假回鄉過年之際,大年初一凌晨兩點,北越展開「春節大崛起總攻勢」,把南越打得都快光了,共產黨打到我家門口時,我的弟妹都還熟睡著,我從那年的年初一至今就沒再好好睡過覺,安眠藥已吃了幾十年。那時我在西貢最大的一家法國公司COTECO上班,回美拖過年,來回路程只要短短的七十五公里,但一個多月後才能再回到西貢上班,你就知道馬路、橋樑被破壞到甚麼程度。

   她接著說:一九六九年,回美拖過年,我父親問我,你有能力讀書,想不想繼續升學?在這之前,我看到有學校可以申請獎學金,但我是家中老大,五個弟妹都還小,我不忍心把辛苦的父母丟在家裡,所以放棄申請,之後我父親才問我,我說去哪讀?他說最近的就是台灣,他要我去中華民國駐越大使館看看,還能否申請到獎學金,沒有的話他願意花錢讓我到台灣讀書,當時駐越大使是胡璉將軍,後來我以越南共和國的國籍,申請到中華民國政府的獎學金,來台就讀台大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尹玲走到外頭找杯子要裝水吃藥,沒找著回來,我下樓去找,在二樓教師休息室裝了杯溫水回來後,接著問:可以請您談談關於南越淪陷的那段往事?她說這得從法國戰敗說起:一九五四年五月,法國在奠邊府打敗戰,結束了七十年對越南的佔領與殖民統治。說到這,她以溫水吞服了那包頭痛藥。

   我不了解越南的歷史,對越南淪陷的記憶僅止於國小二年級時,學校發給每人一本《南海血書》,要我們記取越南淪陷的教訓,與電視新聞中漂流在海上,越南難民的黑白影像。我問她:法國是跟誰打?她好似突然踩到地雷,語氣炸了開來:當然是跟越南打啊!我們把法國打得一蹋糊塗,我們要捍衛祖國,當然要把殖民者趕走啊!我寫過非常多這類的文章,可見你還沒看過我上禮拜剛出版的《那一傘的圓》,結集了我六十至七十年代,從南越寫到台灣的文章,你也可以去看看很多類似的電影,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幾部。

   同年在瑞士簽訂「日內瓦協定」,以緯度十七度,把越南橫切成兩半,由胡志明領導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國」與保大皇帝後為吳庭艷統治的南越「越南共和國」,從此南北對峙,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北越把我們打到都沒了,我們稱淪陷,北越稱解放、統一。談到這裡,她說:你曉得逃難簡直恐怖的要死唄!順著她帶出的話題,請她談談關於逃難:一九七五年二、三月南越開始打敗戰時,我一個人在台北讀書,每天看報紙、看電視新聞,我人簡直快垮掉,三月以後,南越一個個鄉鎮、城市陸續淪陷,四月三十日就全都沒了。四月中北越解放軍攻進西貢,有錢人開始往外逃,最後幾天很多人都往機場去,想辦法擠進機場,有人順利搭上飛機、有人企圖去攀抓正要起飛的美軍直升機,有人在空中摔死、或最後無力掉落海裡。

   她頭往下沉,繼續說著幾乎可以背誦的內容:解放軍開出離開南越的條件,一人十兩黃金,那時錢已經沒用了,以前的家庭不只一個孩子,往往七、八個,九、十個,你有多少黃金可逃?很多人設法去找黃金,找人造船,訂航班,賄絡解放軍,告知哪一天準備離開。我就讀客幫崇正學校時的校長一家三口,以黃金買通解放軍、上船以後,船開離岸邊不久,埋伏在岸上的解放軍,以機關槍將船上的人全部掃光,我有很多南越的朋友,就是這樣死的。

   我問:您家人淪陷前有逃出?她說:我們是普通人家,那是要非常有錢的富豪才有辦法,你曉得詩人吳望堯?他當年可是堤岸唐人街非常有名的富豪,專營天龍洗衣粉,他也沒辦法逃出來,在那受盡了幾年苦難才離開,但他是外國人較容易離開,你不是外國人很難的,誰讓你走啊!她接著說:一九七五年四月初,越南來台的留學生等各種人士,非常緊張北越即將拿下南越,我們每天跑進立法院,一大群人擠進一間熱得要死的小房間,跪著哭求越南籍的僑選立委阮樂化神父,幫我們的父母家人申請護照、入境證明。資料送進去後,我每天去當時在博愛路的出入境管理局,問證件批下來了沒?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不知道。四處去求人,一直求到南越淪陷,我還曾寫信給蔣經國,希望他能批准我的家人來台,未得到任何回音。

   說到這裡,教室外傳來德佛札克「新世界交響曲」第二樂章「念故鄉」鐘響聲,哀怨的鐘聲靜止後,她的聲調更變得低沉:淪陷了一段時間後,南越的朋友寫信告訴我,我母親病逝的消息,我整個人垮掉了,你曉得一個年青人,突然一夕間家沒了,甚麼都沒了,我再讀書要幹甚麼?我跟葉慶炳老師說我不要讀了,不要再寫論文了,當時我眼前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支撐我的力量,葉老師告訴我,如果你真的孝順的話,你就要把博士學位拿到,後來想想老師的話是對的,把眼淚擦乾重新再站起來。一九七七年在鄭騫與葉慶炳老師的指導下,我的博士論文《五代詩人及其詩》通過考試,再從教育部的博士學位主考官,也是我台大的老師,臺靜農手中取得中國文學國家博士學位。

   談到臺靜農她說:在淡江教了兩年書後,決定再去法國讀書,我所有的同事都說我有神經病,有博士學位還去讀甚麼東西?我就是要去讀我沒讀過的東西,去法國才了解,我不知道的東西太多,不是你有個博士學位就甚麼都懂,特別是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台灣是封閉的,那個年代沒有幾個博士,女生更為少數,臺靜農老師認為我非常特別,還願意再繼續讀書。

   我再為她盛杯溫水回教室後,問她:您父親與弟妹後來有逃出嗎?她說:一九七七年我申請到法國政府獎學金,家人入台證件也整整申請了兩年,後因曾在越南報界非常有名的人士的幫助下,才獲批准。那時台越斷航無法直接通信,必須輾轉經過香港,一封信平均要一個月才能寄達,我在信中求父親來台讓我孝順,但他怕全家人來台會拖累我,我說沒關係,我賺多少全家一起用,他掙扎了很久才答應。那時我已經工作幾年,省吃儉用,花了很大一筆錢,買了我父親、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共五人份的機票,等他們從南越飛曼谷轉機來台。那時我租住在新店大坪林的大坪新村,剛過農曆年,我怕他們不習慣台灣冬季濕冷的天氣,為他們每人都準備了棉襖、大衣、衛生衣等等,怕他們不習慣台灣酷熱的夏天,還買了台冷氣等他們來。

   我心裡算了算她花大錢買機票的人數:您還有一弟妹留在南越?她說:說來複雜,另一個弟弟是另一個故事。他也是我十八歲在國小教書的學生,在南越十幾歲的小男孩就得上戰場,一九七三年我連續回南越兩趟,都是為了想辦法不讓他去戰場當砲灰,花了很大精神跟金錢,才把他帶上飛機,起飛前我心臟簡直要跳出來,怕被軍警抓到,等飛機起飛後,心才安定下來。

   我問:您家人來台,您有去機場接機?她說:因是從共產國家出來的,不能接機,我到新生南路紅十字會,把他們接出來,最先來了三個小的,我問他們爸爸哩?說下一班飛機才來。把他們接回家,過幾天整理他們的行李時,發現一張我爸爸的死亡證明書,死亡日期是上飛機的前一天,我嚇得幾乎要垮掉,問他們,他們才大哭起來,他們已經忍了很多天,我整個人癱倒在地上,痛苦了很久很久。……

 

                                          2015.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