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倉促準備1939-1941

         史迪威在1939年九月回到美國，當時美國擁有十七萬四千後備軍人，在世界排行第十九。他奉命率領駐防在山姆.休斯頓堡的第二師第三旅(the 3rd Brigade of the 2nd Division) ，也在西點軍校授課，以中日戰爭為題材，並和華盛頓軍事情報部的上司麥加保(McCabe at MID)合作。他挑選多恩(Frank Dorn)協助推動「提升心靈素質及鼓勵理性求知慾」的計劃。兩人曾經在中國合作過四年。戰爭遊戲是他們消閒項目之一，史迪威喜歡負責領導出擊一方的軍隊，這個選擇會使他興奮莫名。他調兵遣將的思路令人驚嘆，他的戰術令人意想不到，這些軍事智慧均在上司馬歇爾(Marshall)的面前展示出來......被視為反傳統、反常規。多恩表示：「史迪威很投入遊戲，而且志在取勝。」正當美國享受和平的時候，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便在1939年九月一日在歐洲正式揭幕，美國本土則仍舊一片沉寂。美國人對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似乎又忘得一乾二淨了。

         馬歇爾計劃將他手下的軍隊增加到五十萬人，最後還要增加到一百二十萬，但羅斯福沒有向國會申請增加軍費，美國仍堅持中立。在1941年四月，德國進攻挪威(Norway)及丹麥(Denmark) ，再也掩飾不住他們「偽裝的戰爭」(phonyy war)的真相。

         美國國會草擬五項法案，準備對日本實施禁運(embargo) ，羅斯福因恐怕日本反擊而阻延國會的決定。美國軍隊增加到廿四萬一千人，分成五個師，組織性雖強但裝備差，美國完全沒向外用兵的準備。陸軍上校諾克斯(Colonel Frank Knox)向芝加哥日報(Chicago Daily News)提出警告，指出盟軍戰勝機會只有一半。

         在五月，德軍直捲荷蘭及比利時。史迪威指揮「紅方」(the Red) ，戰爭遊戲進攻的一方，憑著遊戲的傑出表現而非實際戰績，能夠在一年內獲頒第二顆「星級」獎章，可謂官運亨通。德軍從荷蘭低地向法國推進，將英國遠征軍(British BEF)圍困在鄧苟克及英倫海峽(channel at Dunkirk)附近，巴黎在六個星期後失守，法國投降。美國感覺局勢嚴重，恐怕英國在半年內也將淪陷，倉促準備應急，增加兵力至一百萬人，一年後再加多一倍至二百萬人。

         法國失守，日本趁機向英法施壓，要他們折斷通往昆明的鐵路交通，停止從香港運送物資到中國內地。英法無法違背日本的旨令，美國也無能為力，任由局勢惡化。各國大使屢向蔣介石轉達日本提倡和談的訊息，但他不為所動。塔奇曼指責這種態度：「他固執以為西方強國最終會介入戰爭，他便可脫離困境...... 」縱使英國和美國聯結起來，力量仍舊有限，不足抗拒日本的要求。上海戰役之後，蔣介石及他的政府對美國及西方盟友已完全失去信心，因為總是一無所得的。除此之外，西方國家一直貶低蔣介石和中國作為盟友之角色，迫使中國屈從他們的意志以換取少量的物資供應。這些補給對中國貢獻有限，打仗仍只能靠自己。

         在1940年七月一日，史迪威被任命為蒙特利奧德堡第七師(7th Division at Fort Ord in Monterey)的指揮官，營地在他家居卡梅爾鎮(Carmel)附近。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時為戰爭作準備，使士兵為此疲於奔命，怨聲載道。其中一個士官這樣訴苦：「這個人非常冷酷無情！」 不過他仍喜歡和士兵打成一片，得到一個敬愛「喬叔叔(Uncle Joe) 」的別號，表示關係親和。在奧德堡服務期間，他晉升為中將(Major General) ，他每天習以為常，最少花費二個小時，走完十二英里路程的一半，前往工作地點上班。(看來他無所事事，以此消閒！)

        史迪威曾秘密向三藩市記者會(San Francisco Press Club)透露，美國日本終於難避免一戰，但美國錯過了在班奈號戰艦(USS Panay)在上海被擊沉後立即報復的機會，拖延戰術只會給予他們可作出時間性及地點性的選擇......假設由他指揮一支曾經受過嚴格訓練及配備精良的中國軍隊，再加上由美國士兵組成兩個師的支援，可在半年內將日軍逐出中國國境。

        在1941年十二月七日至1942年五月，日本動用相同的兵力在菲律賓將美軍打敗。美國軍隊除了接受過嚴格訓練及裝備精良之外，對菲律賓的地理環境也非常熟識，因為他們在這個國家經歷了四十五年之殖民統治。史迪威對美國軍事優勢的評估看來又失準了。西方軍事家，包括卡爾森(Carlson) ，史迪威及法肯豪森(Falkenhausen) ，向來都低估日軍的作戰能力，也貶低中國軍隊的素質。西方低估日軍未能發揮同時出擊的能力，他們卻能策動在同一天突襲珍珠港、香港及馬來亞半島；西方批評日軍運輸協調及機動性低，他們在馬來半島卻只靠自行車便將兵力大於他們兩倍的英軍重重包圍起來；西方感覺日本空軍協調能力不足，他們卻可策動珍珠港突襲及將英國戰艦威爾斯王子號(Prince of Wales)及擊退號(Repulse)主力艦在新加坡水域外炸沉；西方誤判日軍武器裝備落後，他們的戰機卻能繞著美國及英國戰機飛行，其優越性不言而喻；西方誤判日軍炮火不能命中目標，他們圍攻班丹島(Bataan)不是依賴射程準確的砲兵而實現的嗎？西方批評日本將領缺乏創意及主導能力，他們在馬來半島、新加坡、香港、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群島(Dutch Indies)、緬甸及太平洋島嶼戰場上的表現不是比盟軍將領更為出色嗎？這些種族優越感不但在納粹主義陣營中出現，也存在於英國及美國將領的思維內。

        法國投降後，史迪威在1940年九月晉升為中將(Major General) ，美國國會批准向中國貸款二千五百萬元，在十一月再批准五千萬元貸款。國會同意撥款後，往往還要等上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些款項才可到達中國政府的手裡。如果大戰爆發，英美兩國同意會先出兵歐洲，在太平洋地區就不會採取主動，只要能夠保住不失便算。英國曾向美國試探，假若日本襲擊新加坡及荷屬東印度群島，他們會如何對付，美國對此保持緘默。美國對戰爭仍沒有做好準備。這時日本海軍上將山本(Yamamoto)正在策劃突襲珍珠港。中國請求美國出動五百架飛機前往中國，轟炸日本的陣地，打斷他們的運輸，阻延他們進攻新加坡之企圖。蔣介石之呼籲卻被美國忽略。

        塔奇曼曲解蔣介石之意向，說他企圖盜用美國的資援，增強討伐共產黨的力量，而並非用於對抗日本。共產黨在1940年八月至十二月，曾經重整武裝對付入侵者，由河北及陝西的第八路軍(8th Route Army)策動「百團攻擊」(100 regiment offensive) ，使戰事延續.....引起日本反擊，堅決執行「三光政策」(Senko-seisaku or three all policy) ，全部殺死，全部燒燬，全部摧毀」。其實共產黨只策動了一連串游擊戰，規模既小，對大局也沒有影響，日本人卻已借此大舉出動，殺人、放火、摧毀，直到片甲不留。

        在1937年蔣介石曾僱用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出任空軍顧問。雖然有他在旁，加上蘇聯志願部隊的支援，中國空軍仍舊人手短缺，飛機數量不足，和日本空軍交戰，結果損失慘重。與此同時，英國皇家空軍(RAF)在歐洲戰場卻表現出色。塔奇曼把中國和英國空軍的戰績來個比較，猶如把蘋果和橘子的味道相比，意義何在?

        在1940年發生的英格蘭大戰之前，英國曾經享受一段悠長的和平日子，航空工業發達，飛行員培訓計劃完善，皇家空軍便是在這種客觀環境建立起來的。戰爭爆發後，有六百個飛行員由加拿大、波蘭、紐西蘭、南非共和國、美國及其他盟國派出，支援英國空軍。他們擁有一千五百架戰鬥機，隨時可出動對抗數量略多的納粹空軍(Luftwaffe) 。英國戰機性能絕不遜色於德國戰機，對付速度較慢的德國轟炸機更加有效。

         相對來說，中國在1840年及1860曾發生鴉片戰爭，在1850年至1867年期間發生太平天國之亂，在1895年與日本開戰，在1901年受到義和團事件的打擊，西方列強(包括美國)入侵及割據，受到戰敗賠款之重創，國無寧日。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下，中國空軍又怎能與條件優厚的英國皇家空軍比個高下呢？

        蔣介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視作不切實際的幻想：「五百架飛機猶如天際的繁星，遙不可及」。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司(Secretary Morgenthau)曾向宋子文(TY Soong)誇誇其談：美國戰後可生產三十萬架戰機！試問美國人能否看清目前的形勢，遠水又怎能救近火呢？

        美國曾經向蘇聯提供一萬七千架戰機，對英國空軍輸出更多。陳納德通過各方的努力，最終在1941年四月組成了一個美國空軍志願隊伍(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稱為飛虎隊(Flying Tigers)，來華支援，並於同年十一月登陸印度。塔奇曼對這項行動的看法是：來得雖晚，但仍可發揮作用。

        在1941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 ，給予政府對外貸款及行駛租賃權，中國成為受惠者之一。「中國人再不必搖尾乞憐，美國人也可依法履行對中國的義務。這個法案引發各方利益集團的逐利慾念。定單源源不絕而來......和馮玉祥(Feng Yu-Hsiang)當年向美國購買武器時所提出的要求一樣，完全不符合實際所需，只是滿足了軍火商的利益，史迪威對此記憶猶新。通過這個法案，美國向中國售賣武器及軍需品的生意大增，帶來豐厚的利潤。美國商人財源滾滾而來，宋子文亦可混水摸魚，受惠無窮。」

       從美國陸軍部(US War Department)公報的資料得知，從1941年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為止，中國接受美國貸賃的數量為總額的1.5%至2%。確信無疑，中國只獲取微不足道的1.5%，英國獲得50%，蘇聯獲得25%，其餘盟國也獲得少量配給。中國動員最多人力對抗日本侵略，卻只獲取1.5%的戰爭貸款，試問誰可從中受惠呢？是宋子文嗎？是蔣介石嗎？或許是其他將領及官員嗎？試問從1.5%的貸款又可以搾取多少「油水」呢？如果塔奇曼有所根據，不妨透露一些受惠者的名字。我肯定她沒法滿足讀者的要求，因為曾經參與這個項目的人是發不了大財的。

        到底蔣介石曾否利用職權從美國資援中得到好處呢？對這個疑問，我們可從金錢來往的軌跡去找尋真相。我們有目共睹，蔣介石及夫人在台灣過著十分節約的生活，直至他去世的那一天，他的兒孫們沒有驕人的財富可以炫耀，他的曾孫們在台灣也沒有什麼特權可言，他們猶如其他老百姓一樣，如常工作，如常生活。

        史迪威一向主張嚴格限制軍需品運往中國，中國因此面對更多困難。如果中國有一個這樣的「盟友」，哪還需要敵人呢？塔奇曼大可著墨表揚杜魯門(Truman)防止貪污的法案。他成立一個調查小組，防止有人從政府支助工業的龐大撥款中謀取私利。這個法案使到一個寂寂無名的密蘇里州(Missouri)參議員杜魯門走起運來，當上1944年副總統候選人，成為各方勢力同意的選擇。

        在此之前，羅斯福和杜魯門素未謀面，他只當他是政治親信圈子以外的人。杜魯門從商失敗，投身政壇，得到當地的「大人物」及貪官的支持，但亦受到他們的控制。簡而言之，他是政壇貪污舞弊的副產品。他提不出什麼政治理念，決定將焦點投向大型的軍火商那邊去，借此建立起個人的聲望。美國在1944年舉行總統大選，局內人都知道羅斯福縱使連任，他的健康狀況也沒法使他完成四年的任期，因此支持一個平庸的密蘇里州參議員杜魯門擔任副總統，可以在幕後操縱他。杜魯門便在這種條件下在1945年登上總統寶座。他處身於這樣的政治環境，何必捨近求遠，向中國謀取政治利益呢？

        在租借法案(Lend-Lease)通過後，美國政府成立了一個「美國向華軍事援助辦事處」(AMMISCA,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由馬格魯德將軍(General Maugruder)出管，監察對中國的支援，但對英國及蘇聯的軍援卻沒有受到同一性質的部門監察。為何這麼厚此薄彼呢?

        在1941年十月，美國遣派斯里上校(Colonel George Sliney)到中國視察，他在完成任務後提出的總結是：「面對強敵入侵，中國軍隊缺乏鬥志迎戰...... 」美國人曾一度認為中國軍隊表現出色，和日本軍隊不但打成平手，還打了不少次勝仗。他說這都是誤傳的消息，與真相不符。我們不知道斯里上校在中國究竟停留多久？到前線視察過多少次？接觸過多少人？然後才得出這個結論來？但眾所周知日本軍隊在中國戰場已經停頓下來，寸步難移。不少歷史學者都曾作出這樣的記錄，包括塔奇曼在內。從史迪威在1930年返回美國的那一年開始直到1941年十月為止，中日之間發生的重要戰事有如下的記錄(互聯網上都有詳細紀錄可方便讀者搜查) ：

1939年三月至五月，南昌會戰(Battle of Nanchong) ，中國廿萬人對日本十二萬人，日本戰勝；

1939年五月一日至廿四日，隨縣及栆陽會戰(Battle of Suixian-Zaoyang) ，中國廿二萬人對日本十一萬三千人，中國戰勝；

1939年九月至十月，第一次長沙會戰(First Battle of Changsha) ，中國廿四萬人對日本十萬人，中國戰勝；

1940年八月至十二月，百團大戰(100 Regiment Attack) ，中國廿萬人對日本進行游擊戰；

1940年十月，收復南寧之戰(Recapture Nanling) ，中國戰勝；

1940年十一月廿四至三十日，湖北會戰(Battle of Hubei) ，中國戰勝；

1941年正月至二月，䂊南大戰(Battle of Yunan) ，日本撤退；

1941年三月十五至四月二日，上高會戰(Battle of Shanggao) ，日本撤退；

1941年五月至六月，中條山之戰(Battle of Zhongteshan) ，中國十八萬人對日本二十萬人，中國撤退；

1941年九月至十月，第二次長沙會戰(2nd Battle of Changsha) ，中國三十師(divisions)對日本四十營(bataliions) ，中國戰勝；

1941年十二月至1942年五月，緬甸之戰，中國第一遠征軍(CEF)將七千英兵救出並送往印度；

1942年正月，第三次長沙會戰(3rd Battle of Changsha) ，中國十七萬人對日本十二萬人，中國戰勝。

        這些資料都可在互聯網上求証。假若斯里是在1941年十月前往中國的話，他應該知道當時發生的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國打敗日本，迫使他們向北方撤退。果真如此，斯里不可能這麼糊塗而發出失實的報告？斯里曾經當過炮兵指揮官，在1944年晉升少將(Brigadier General) ，最終在1949年退休。

        中國軍隊裝備落後，武器短缺，沒有裝甲部隊及空軍的支援，卻要迎戰武器精良，擁有裝甲車、坦克車、飛機及戰艦的日本皇軍。強弱懸殊，不言而喻。不過中國並不因條件不足而避戰。在1941年十二月，西方盟國加入抗日陣營之後，蔣介石曾向英國表示，中國軍隊可協助他們保衛緬甸。英國韋維爾將軍(General Wavell)拒絕中國插手，恐怕中國人會將緬甸從他們手中奪走。最終英國人仍須向蔣介石求助，中國動員幾個師的兵力進入緬甸，截止日軍的進攻，將七千英國士兵救出。中國在緬甸仁安姜(Yenangaung)打敗日本。

        除了斯里對中國惡意批評之外，塔奇曼指出：「在重慶擔任海軍武官的舒伊爾曼(Captain R. E. Schuirmann) ，在獲悉一些知名人士對中國軍隊寄以厚望，及深信他們是打敗日本不可或缺的因素之後，提出警告：如果戰略部門的負責人對這些說法深信不疑，將是致命的誤判」

        在1912年舒伊爾曼從美國海軍學院(US Navy Academy)畢業後，立即投入海軍服務，曾參與潛水艇、驅逐艦及主力艦的工作，也擔任過海軍部的情報員。從他的履歷表可知他在1937年七月曾擔任第五組驅逐艦的指揮官(commander of destroyer division 5) ，在1939年七月至1940年十一月，曾擔任海軍作戰部長的辦公室主任(director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 ，最後在1942年五月晉升為海軍少將(Rear Admiral) 。他在1942年八月擔任美國戰艦愛達荷州號(USS Idaho)及BB-42號的艦長。履歷表上並沒有提到他在重慶的海軍武官職務。他在1946年七月接受中華民國頒發的第四級雲麾勳章(China's Order of Cloud and Banner 4th Class) ，以表揚他傑出的貢獻。塔奇曼筆下的舒伊爾曼及他對中國的惡意批評似乎疑點重重，不可置信。

         中國沿海的港口被封鎖後，物資運送只能從河內(Hanoi)經鐵路轉往昆明(Kunming) 。日本佔領法屬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後，河內也為日軍封鎖。中國急切動員廿萬勞工，只憑一座推土機及簡單的工具，開疆闢土，在十四個月內(1937年十月至1938年十二月)築成了一條六百英里長由泥沙鋪設的道路，將昆明與緬甸的臘戍(Lashio in Burma)連接起來。

        羅斯福的私人助理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遣派代表阿恩斯坦(Daniel Arnstein)到緬甸作實地調查：「為何中緬公路建成後會變得一無所用呢? 」阿恩斯坦調查所得之原因有多種：貪污舞弊，效率低落，管理不當，所以造成這樣的惡果。報告也一起交給蔣介石審核，他有意僱用阿恩斯坦去解決這些問題，但遭受拒絕。

        塔奇曼對這件事也發表過她的意見：由於中國人缺乏保養卡車的經驗，車隊迅速損毀；每月必須運送三萬噸的物資，現在只能運出六千噸，形成仰光(Rangoon)及臘戍港口貨物堆積如山。塔奇曼雖然沒有指明責任該由誰負起，但她必然知道雲南地區一直在軍閥龍雲(Long Yuen)勢力範圍之內，而非由蔣介石管轄。塔奇曼亦暗示蔣介石安插親信到雲南操縱運輸業，謀取私利，成為貪污集團之一。

         1941年六月德國入侵蘇聯，日本揮軍南下攻打法屬印度支那。麥克阿瑟(MacArtheur)要求羅斯福加強在菲律賓的軍力，多派B-17型轟炸機及增加兵源。雖然如此，陸軍和海軍仍舊按兵不動。延長徵兵令在國會僅以一票之差(203對202)通過。美國人不願意面對現實，仍把自己的頭埋在沙堆裡。

        史迪威留在加利福尼亞州，沉醉於戰爭遊戲。他雖然未能保持不敗的紀錄，但在四十七個中將裡仍舊名列前茅。美國人開始感覺他們再也無法避免捲入戰爭的漩渦。蔣介石及中國代表都沒有被邀請參加盟國的軍事會議，為保障秘密不會外洩。

        羅斯福委派一個曾經縱橫四海的商人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負責掌管向中國租借(Chinese Lend-Lease)的項目。除了從事商旅之外，拉鐵摩爾也曾寫過一本有關蒙古的書。他明確表示中國感到「政治上被孤立......也得不到平等及公平的看待」拉鐵摩爾建議中國放棄尋求軍援，集中力量於游擊戰。他預測西方列強最終能夠在遠東戰場取得勝利，中國獨力是達不到的。

        塔奇曼認為，蔣介石要求西方盟友平等相待是不切實際的妄想，除非他能夠展示出同等的實力。究竟同等實力何所指，真相終於大白。塔奇曼說：「他們(中國人)相信美國人出力要將緬甸公路改善，非為中國本身利益著想，而是希望中國軍隊可以纏住日軍，免除美軍和英軍捲入戰鬥。」這便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華採取的基本策略。如果「平等地位」必須以「同等實力」換取，哪試問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付出了多少實力呢？

        英國獲得50%的租借項目分配，但投入歐洲及亞洲戰場的兵源與這個比率相差懸殊。蘇聯獲得25%，一萬七千架戰機，七千輛坦克車，十萬輛卡車及裝甲車，成千上萬的大砲，數百萬噸燃料，其他武器、糧食、藥物及軍需用品。蘇聯人承認如非得到美國的支援，他們或許不能將德軍推出國境。蘇聯在波茨坦(Potsdam)宣佈勝利之後，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意欲支配歐洲小國的政治前途，杜魯門(Truman)及邱吉爾(Churchill)雖然主張這些國家舉行「自由選舉」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也要求蘇聯軍隊撤離東歐，卻不為所動。

        在1942年之前中國只靠自己單獨的力量對抗日本，而且將戰事推向膠著狀態。之後才從美國獲得1.5%的貸款及軍事補給，但大部分都撥給第十四空軍大隊，使他們能夠繼續為中國效勞。一向受到鄙視的中國軍隊，雖然衣衫襤褸，裝備不良，卻能牽制住一百五十萬日本大軍，使他們滯留在中國戰場。若非如此，他們便可增加兵力攻打太平洋及遠東地區的美軍和英軍，使對方難於應付。

        戰爭結束後，法國、英國和美國聯合成一方，要和蘇聯分享德國的管治權，各佔一半。身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對於如何處理戰敗的日本，除了沒有佔據任何領土之外，也一直被拒絕參與談判日本的前途。

         雖然歷史真相已經呈現在眼前，塔奇曼仍將拉鐵摩爾缺乏理據的言論引証出來：「假設中國人自信十足的話，他們一早便能在遠東打勝仗了，無須堅持軍隊缺乏大砲及飛機的藉口......這証明他們信心不足。」拉鐵摩爾實在愚不可及，對歷史完全無知，憑什麼還為蒙古著書立說呢？塔奇曼不懷好意，利用拉鐵摩爾對中國落井下石，繼續將他的言論重複：「中國政治及軍事首領對人民不信任，所以抓緊權力不放，實行獨裁統治。」眾所周知，中國人民非常堅強和勇敢，曾經忍受長達五年之痛苦，以最惡劣之條件對抗日本侵略，前仆後繼，永不投降，哪像在新加坡的英軍，在菲律賓的美軍、法國人、挪威人、波蘭人、比利時及荷蘭人，完全不堪一擊。中國人對抗日鬥爭都感到自豪。任何政治家都知道不能使用權力脅迫人民加入軍隊，只有他們自動自發才可徵集一支二百萬大軍，為國家出生入死。

         在1941年十一月，美國志願空軍的一百架P-40型戰鷹式飛機終於抵達印度。陳納德開始培訓飛行員，憑他和日本空軍在中國上空作戰的經驗，向學員分析日本空軍的強項與弱點。蔣介石要求駐守新加坡的英國空軍來華支援，但遭到拒絕。蔣介石轉向羅斯福求助，誓不甘休。如此說法，不可思議。直到1941年的年終，美國一直都把中國當作代罪羔羊，餌誘日本，使美國可避免介入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