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是一種境界
方明引言
: 自2017年3月洛夫先生在加拿大驗出有惡疾之後，是年6月8日返台治療，同時親近子女，惟病情時好乍壞，無法有新的詩作，唯洛老答應為《兩岸詩》詩刊寫一篇九十生涯之感懷，作為此生大部分總結，遂於2017年11日3日完成此篇「老，是一種境界」(
洛夫九十雜憶 )。
四年前，我曾寫過一首詩〈晚景〉，第一句就是「老是一種境界」。其實，老也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其特性有二，第一：人到晚年，日趨純粹，生活安靜，沉默少語，耽於回憶，尤其是早歲的往事。據說早古時代，有些老者冬天喜歡獨倚牆角曬太陽，捫虱子，而今我卻常與老妻閒話青少年時期一些驚人而荒唐之事。譬如十五歲那年，抗戰已近尾聲，但學校尚未復課，便被同學拉去參加游擊隊。有次奉命乘夜潛到日軍營偷了一把輕機槍，當時只覺好像做了一場遊戲，現在回想起來真傻！多荒謬，但也多少有點值得史筆一書的「偉大」感。往事如煙，當年許多雅事糗事在晚年又被時代之風吹了回來。
1946年我唸湖南岳雲初中時開始寫詩，跨出了闖蕩七十餘年詩歌江湖的第一步，在家鄉報紙上也發表了二十多首少作，但全心投入詩歌創作而漸趨成熟，則是在1949年漂泊臺灣，和張默、瘂弦創辦《創世紀》詩刊擔任總編輯之後的事。我的創作力最旺盛之時，是在四十歲左右，幾乎天天靈感泉湧，日日有詩，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五十年前（《靈河》時期）自我評價並不如何看好的詩：諸如〈窗下〉、〈眾荷喧嘩〉、〈暮色〉等，今日仍在兩岸讀者群中廣為傳誦。
四十至五十歲之間可說是我「自我建設」的時期，每天內心都在吶喊：「建設自己，不容怠惰」，那時同住一個眷村的詩人與好幾位作家，晚上最後熄燈的總是我莫家。任何付出總是有回饋的。數年後我連續獲得幾項詩歌大獎，2004年甚至網絡上瘋傳《漂木》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我並未為此動心，我的自我簡介，年譜上都未曾提到這種「空穴來風」之事，即使被提名而未得獎又有何意義？
不過我的晚運倒是不差，1990年詩集《詩魔之歌》首次在中國花城出版社出版，兩年內銷售四萬餘冊，起步成績頗佳，自此逐漸闖入中國詩壇，聲譽雀起，每年應邀參加大陸的詩歌活動也日漸增多，也曾得過兩次大獎，多次終身成就獎，包括2015年轟動一時的《李白詩歌獎》，此獎乃以《洛夫詩全集》贏得，當時總覺得有些汗顏，幸運與榮耀同時降臨。彰顯我的詩歌成就之事還有一項值得在此厚顏一提：那就是在兩岸的大地上我有四座具有永久紀念性的詩碑豎立，一座在臺灣金門，詩題為〈再回金門〉，一座在杭州萬松書院，詩題為〈根〉，一座在揚州，詩題為〈唐槐〉，另一座在湖北長江三峽風景段，詩題為〈出三峽記〉。
我生於窮困，長於戰亂，八年抗戰，國共內戰，金廈炮戰，越戰，這些負面的人生經驗對於一個詩人的成長，以及沉鬱苦澀詩風的形成有著不可估計的影響。吳冠中說得對：「真正的藝術家是在苦難中成長的，社會是不養詩人畫家的，詩人藝術家沒有吃過苦，沒有心靈和情感的大震動是成熟不了的。」我最艱苦也最凶險的歲月是在1959年的金廈炮戰期間，身處生死難卜的戰地，對戰爭和死亡的體驗極其深刻，最後繳出一分毀譽參半的成績單：我的第一部長詩《石室之死亡》。毀之者多嫌語意艱澀，讀不懂！譽之者則認為這是現代詩藝術史上一部大突破、大革命，最富原創性的詩集。讀者讀不進去，我能理解，因為此詩包含戰爭、死亡、情欲三大母題，尤其是死亡，如以寫實手法，理性的分析，明朗的散文形式來寫，是絕不可能表達對戰爭與死亡的體驗。死亡是不可理解，不可言說的，所以我只能以一種非理性的內在語式來寫那不講理的戰爭與死亡。
有人問到：《石室之死亡》創作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首先要了解《石》詩創作的時代背景是戰亂，以及戰亂引起的人生大變局，它寫的就是那個大時代的悲劇經驗，和悲劇精神的反射。1949年一大批知識青年離鄉背井來到臺灣，他們被迫割斷了血脈的和文化的母體，內心不時激起被遺棄被放逐的悲情，精神之苦悶難以言宣，寫詩變成了唯一的宣泄管道，探索內心苦悶之源，求得精神壓力的紓解，希望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建立存在的信心。這就是六零年代我和一群大陸來臺詩人的實際處境。
第二：老人生活方式的特質是一種減法。四十歲之前，我不斷鞭策自我，努力建設自己，寫詩像跑百米、擲標槍，全心投入詩的探索與創作。當創作狀態極佳之時，總以為自己在做一件最有價值之事，內心充滿了神聖之感。這時來自兩岸各方的學術性的長篇肯定評論日漸增多，但臺灣本土詩人卻多負面攻訐，主要集中對早期《石室之死亡》的批評，他們不能接受「超現實主義」的詭奇意象和內心世界的深邃複雜，反正是讀不懂（其實「讀不懂」也算是讀詩的一種方式）。八零年代初期，以反對現代主義為標靶的臺灣鄉土文學崛起，由於我的詩與當時的臺灣現實有些隔膜，更成為他們圍攻的對象。其實我並無意為讀者故設障礙。
我的第二項「自我建設」的宏大工程就是2000年在溫哥華完成的《漂木》，首先在臺灣報紙上連載數月，正式出版後，震驚華語詩壇，評語多涉溢美之辭，這裡就無需費詞了。當然，除了這兩首長詩之外，我的一些抒情短詩，例如〈眾荷喧嘩〉、〈煙之外〉、〈因為風的緣故〉、〈寄鞋〉等，都已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因為多年來這些作品已編入兩岸中學及大學的國文教材。
按常理，人在五十之後，生理、智力、精神都已呈衰退現象，以後的生活與創作都逐漸趨於緩慢，以慢節奏活著。這不僅是養生之道，也是一種顯示智慧的生存哲學。然而，我做不到，反而像蚱蜢似的向前瞎奔，控制不住創作的衝動。2000年，我寫三千行長詩〈漂木〉，時已七十高齡，為此讀者無不嘖嘖稱奇，年屬八十我寫了不少「現代禪詩」，將進九十，又出版了一部《唐詩解構》。我不是什麼「天才」，卻有「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那種超越能力。我曾說過，「變」是天才的另一名詞，人稱「詩魔」，表示詩人心中都有一個魔，當然不是妖魔，邪道之魔，而是驅使我不斷創新，不斷實驗，不斷蛻變的潛力。更重要的是，早年「自我建設」時期，詩的題材大多源自個人情感的抒發，或個人生活的體驗，到了六、七十歲以後，大多以人生的感悟，精神的昇華為主題，如我晚期的〈背向大海〉之類的形而上詩。其實這類詩的題材可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雖屬九十高齡，對詩藝的追求，仍在路上踽踽獨行。我時常如此警惕自己：必須要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自信，敏銳的現代意識。重新認識和評價傳統文化不是戀舊，更非復古，而是為了創新，創造一個更新的美學傳統。
廿一年的溫哥華半隱居生活是我創作的黃金時期，除了完成三千行的長詩巨製〈漂木〉之外，另寫了〈大冰河〉、〈背向大海〉兩首數百行的長詩，以及《雪落無聲》、《雨想說的》和《唐詩解構》等詩集的出版。多年來，溫哥華一直被聯合國評為「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有第一流的氣候，第一流的自然環境，第一流的人文氛圍。初來溫哥華的大陸移民習慣於浮華熱鬧生活，而覺得加拿大「好山好水好無聊」！但我卻從內心感到加拿大「好山好水好幸福」！這種幸福感一是來自社會的人情溫馨，人與人之間的快慰交流。不少的「鐵干」粉絲經常來「雪樓」集會，飲酒論詩，二是來自八十高齡的雪樓女主人，她熱情好客，乾女兒一大伙，人稱「國際乾媽」，我的老妻、賢妻、愛妻陳瓊芳。她善良而以助人為樂，性格剛強，有女中丈夫之氣慨，但質樸無欲，從不化妝，不愛花錢成了她唯一的「缺點」。她不寫詩，但懂詩，偶爾還會批評兩句。她的廚藝水平很高，會做湖南辣菜，也長於北方麵食，她的蔥油餅在溫哥華上過報的。她從事小學教育事業數十餘年，智慧頗高而又幽默，有一次電視臺記者訪問她，問她「洛夫平時喜歡吃什麼菜？」她脫口而出：「有吃無類」。有次讀者遠道來訪，見面時訪客不免客氣，「久仰！相見恨晚」，老妻立馬答以「有緣不遲」。
我倆也有鬥嘴互不相讓的時候，我說她「一言九『頂』」，意即我說一句她要頂回九句。有次我把她氣得跳腳，她指著面頰說：「洛夫你看我臉上長出了青春痘！」我尖刻地回答：「你哪還有什麼青春，只剩下痘了。」但無論如何，我倆一生相依為命，形影不離。在一次座談會中，讀者問我，你與夫人相處五十餘年，對她如何評價？我毫不思考即席回答四個字「無可取代」。
我在溫哥華的現實生活的確美好而幸福，但每每獨處時，心中老梗塞著一種身分缺乏歸屬感的孤寒，發現自我的定位竟是如此曖昧而虛無，「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這種境界多麼凄美，而面對二度流放的時空，總不免感到一種失魂落魄的尷尬，因為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國的地平線，湖南、臺灣、溫哥華，我生命中認同的對象，其焦點已模糊不清了。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作家托瑪斯．曼流亡美國，一次記者問他：「流亡生活是否對你造成極大的壓力？」他當時理直氣壯地答道:「我托瑪斯．曼在哪裡，德國便在哪裡。」說得多麼豪氣干雲！這話顯示一個大作家卓絕的自信，我也許說不出如此大氣度的話
，但我也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洛夫在哪裡，中國文化便在哪裡！」狂妄嗎？其實不然，因為我遊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永遠都抱著中國文化走，中國文化使我膽氣大增，使我的生命感到無比的豐盈，無比的尊貴。
最初移居溫哥華，感覺上只不過是換了一間書房，氣氛一樣，滿壁的書籍一樣，雜亂一樣，每天照樣讀書寫作，偶爾面對窗外的大雪紛飛時揮毫書寫擘窠大字。筆墨來了，線裝書來了。他們怕我寂寞，莊子、屈原、李白、杜甫、王維、蘇東坡等幾位老友也都聯袂而來，很熱鬧，但有點擁擠，把空虛和孤寂都擠出了窗外。
當然，我不是一個苦守書齋的自閉作家，我也曾努力把中華文化帶進華人社會，而且也和音樂家謝天吉、文學鑑賞評論家章邁等，於2004年創辦了「漂木藝術家協會」，連年都舉辦過書畫展覽、詩歌講座與朗誦，以及大型的音樂會，場場座無虛席，熱鬧非凡。這些歷史陳跡俱往矣，雖屬九十高齡，但尚未過去，對詩藝的追求，仍在路上踽踽獨行。早年我也是一個「反傳統」的叛逆者，及長，通過中年的「回眸傳統」，晚年的沉潛古典，凡事想通了，才真正感受到「回家真好！」做為一個詩人、書法家，我時常如此警惕自己：必須要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自信，敏銳的現代意識。重新認識和評價傳統文化不是戀舊，更非復古，而是為了創新，創造一個更新的美學傳統。
最後我要感謝忘年好友詩人方明，特邀我為他的《兩岸詩》寫這篇雜憶稿。方明近被中國詩壇評為新詩百年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他曾一度聘任《創世紀》詩刊發行人，不久他又獨資創辦《兩岸詩》銷行台灣大陸兩地，為兩岸詩壇的交流起到積極的作用。方明事親至孝，每年至少兩次去美國探視老母。今年（2017）五月適逢我九十壽辰，他特別從洛杉磯趕來溫哥華參加我的慶生壽宴，使我深為感動。方明在臺北置有一間詩屋，面積不大卻佈置雅緻，頗富親和力，兩岸詩人、作家、學者經常來此相聚，詩酒留連，賓主盡歡。這是詩界韻事，想必會在中國新詩史的雜憶篇中留下一段佳話。
2017年11月3日
2018年05月28日
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80528000747-260115?from=timeline
2018年05月29日
中國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80529000811-260115?from=timelin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