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首加國工作卅年

  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我帶着家人以獨立移民身份，來到加拿大定居，至今不經不覺快將卅年了。現將我在加國共做過的四份工作作簡述如下：

（一）

    由於是獨立移民，一切得靠自己，從我到步的第三天起便開始找工作，不久便找到在一家製造鏟雪車的工廠裡當雜工。須知在這樣的工廠裡，件件都是鐵製成品，都是很重的，但沒辦法呀，唯有先做，邊做邊找工作，有時做到勞累時，曾有過放棄的念頭，但一回想起過去在偏僻的農場裡當了十多年的農民，那時不是更辛苦嗎？與現在的情況比較起來，起碼兩餐溫飽，不用風吹雨打和蒙受到的政治迫害，於是便鼓起勇氣，繼續堅持下去，相信明天會更好！

數月後的某一天，在工廠的洗手間裡，偶然碰到一位過去曾在澳門越南難民營居住過的越南難民阮文Ⅹ，後來這位阮文Ⅹ到處向他的朋友們說我過去是澳門越南難民營的營長，這消息很快便傳到經理和廠長的耳中，不久廠長便調我到辦公室負責收藏各組件的圖測部門裡工作。不知道，這是否是“出外遇貴人”或是天意呢？

（二）

    到多倫多後不久，在街上碰到一位過去的越南難民黃松Ⅹ，他在唐人街開了一間雜貨店。由於他到多倫多已有六年之久，已認識了不少本地的華人，包括其中一位吳國Ⅹ先生（他是當年多倫多市長FRED BEAVIS 的華人秘書），便介紹我們認識。一天，這位吳先生對我說，位於市中心的一間西人俱樂部 TORONTO CLUB  請人，他認識該機構的經理，叫我去應徵。原來這是一間在多倫多很有名氣的機構，會員非富則貴，不是某大銀行，大機構的總裁，總經理，便是政府部門的部長，省長等，只有會員才能進入，一般只有午餐和宴會（BANQUET）供會員聯誼和開會之用。

  兩天後，我便前去應徵，當這位來自德國的經理接見我，詢問過我一些簡單的經歷後，我便呈上一封我離開澳門越南難民營工作前，聯合國高級難民事務專員公署（UNHCR）香港分署署長和一封駐港加拿大總領事舘的領事寫給我，並蓋上印章的 OFFICIAL LETTERS（工作證明）（TO WHOM IT MAY CONCERN）給他過目，沒想到他一看過這兩份證明後，便馬上叫我星期一上班。

  上班第一天，便被分配到廚房的 DESSERT 部門協助 CHEF 做些簡單的甜品工作，邊做邊學。本來這並不是我所喜愛的工作，但無奈薪酬好，工作環境高尚（全機構中只有我一個亞洲人），因此我便安心地做下去。

  約兩星期後，經理對我說，希望我能去本市著名的 GEORGE BROWN  COLLEGE 進修DESSERT 課程，每星期一晚，學費由他們支付。因此，在五個月內，我先後完成了製DESSERT 的 BASIC 和ADVANCE 學程，並取得了證書，成為一名 BAKER。

  在這機構工作的近十三年中，最使我印象深刻並引以為傲的是發生於一九八八年夏天的一件往事。相信很多多倫多市民都還記得，一九八八年夏天，加國政府在多倫多第一次舉辦六國首腦的高峰會議（英文名為 TORONTO SUMMIT），參加的六國分別是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的首腦，會議進行了三天，而最後一天的晚宴卻是在我們的 TORONTO CLUB 進行。這麼重大的國際會議和出席者都是六大國的首腦，警衛工作當然是非常森嚴，這已不在話下。在晚宴進行中，我在完成手頭上的工作後，便趁機掀開廚房的大門，偷窺宴會廳內的盛況，可能我真是幸運，上天讓我親眼見到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加拿大總理梅隆尼BRIAN MULRONEY，法國總統米特蘭Francois Mieterand，德國總理戈爾Helmut Kohl 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等。你說，這真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啊！

  還有更值得高興的一點，是我最記得當晚晚宴的DESSERT“POACH PEAR IN RED WINE”中文翻譯為“紅酒中的梨子”。而烹製這味 DESSERT的人是誰呢？答案竟然是我──李越明，一人一手一腳由頭到尾完成。相信嗎？沒想到吧！（在我烹製完成後，先由兩位守候在廚房的警察先生試食過後，才傳送出去給貴賓們品嚐）。

（三）

  第三份工作是在多倫多市的郵政局（CANADA  POST）任職統計員。

  某天，偶然在一份英文報章上看到郵政局要聘請統計員，於是便報名應徵。經過了設有限定完成時間的數學考試，成績過關被錄取了。這份工作大致上是這樣的：                                                                                                            

    每天清早，郵務員到郵件分發中心（全多倫多共有五十二個）領取屬於自己負責區域的郵件，回到自己工作的 WALK（即是 COUNTER）按照地址先後次序排列在架上，完成後便要暫時離開，由我（我們統計員）到他WALK內做些統計和抽樣調查工作，大約半小時完成後，我便去做另一個 WALK 的工作，而在我離開後，該郵務員便可回到他自己的 WALK，將排列在架上的郵件按次序放入郵袋，然後便可以出街分發。

    這五十二個郵件分發中心分別分佈在多倫多市的東，南，西，北各地，我到每個中心工作是為期兩週，因此，兩年間分別走遍多市東南西北各方，而所做出的各區域的統計和調查報告便呈上郵政總局和市政府參考，對今後的市政建設各方面工作提供資料。

（四）

    本來郵政局統計員這份工作是不錯的，但無奈的一點是每一天都要天未亮就要起床，駕駛一小時或以上的車程到各個不同的工作地點，假如碰上下雪天，那就更麻煩了。因此對一個當年已屆五十八歲的我來說是頗為吃力的，從而又使我萌生出一個如遇到一份較為安定的工作便會轉行的念頭。

    不久從報章上看到一篇柏文公寓招請管理員的廣告，於是又去應徵碰碰運氣。原來這是一座座落於多倫多市中心豪宅區（FOREST HILL）的一座十四層高的大厦共五十多個單位，住客中也是非富即貴，除了一戶是香港來的華人單身住客外，其餘的都是以猶太人為主的西人。這次我也是帶着以上提到的聯合國和加國領事舘寫給我的證明去見工，也幸運地被錄取了。

    該工作的時間是分上午班和下午班，每班均有兩人當值，而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七時則只有一人當值。上班時一定要穿著大厦管理處所發的西裝，皮鞋和領帶，主要工作都是接聽電話，幫助一些年長的住客把汽車從地下停車場駛到門前，方便他們外出，或當他們回來時把車子駛回停車場。如遇到他們外出購物，回來有太多物品時便幫忙携帶等等，一般工作都很輕鬆和休閒。所以當值下午班，在七時之後很多住客都回來了，我們便可以看看書報或電視打發時間。

  大厦的住客一般都是已退休的夫婦二人同住，都很慈祥有禮（很NICE），職員中亦只有我一人是華人，但他們都對我很好。工作時間久了，彼此相熟了。對於來訪的客人中，那一位是誰家的子女或朋友，而那一位又是誰家的孫兒或親戚，我一見面便知道了，因而工作上亦非常方便，住客們對我們亦很放心，每逢聖誕節前夕，我和其他同事一樣，都收到大多數住客的酬金（英文名為 ENVELOPE）作為一年的獎賞。多年來，我個人亦曾收到多位住客寫給我的感謝信。

   二○○五年八月的某一天，我正在管理處值班，見到202號房的獨居住客 MRS.BETTY SLEMIN（八十多歲）步行出門口，可能是想到大門前的長椅子坐坐休息。不久，我突然聽到《啲噠》一聲響，馬上望向桌子上的攝錄機（VIDEO），見到剛出門口的 MRS. SLEMIN 伸開雙手雙腳，面向地上跌倒。我於是立即跑出去，問她發生什麼事，她一點反應都沒有，再問多一兩句，仍然是全無反應。我便慌張起來，本能地馬上抱起她，快步跑向前面的一張長椅子，小心地把她放下，然後用雙手壓向她的胸部，不停地作人工呼吸。（像我學生時代所看過的急救場面那樣）。兩三分鐘後，她果然有知覺了，雙眼慢慢地能瞪開。我先把她的情況穩定後，便馬上跑回室內，拿起電話告知她妹妹（也有八十歲了）和她姨甥女（NIECE），她們就住在附近。不到五分鐘，她們由司機護送趕來，我便把情況告知，她們便馬上送她到附近的醫院急救。第二天，她姨甥女來電告訴我，她的情況現在已穩定下來，開始能夠說話了，並多謝我，據醫生說，幸好能及時趕到，如果遲些便沒命了。

  數天後，我收到她妹妹托司機帶來給我一封感謝信，信裡面夾有一張一千元加幣的支票送給我。（後來我把這信和支票的 COPY 給大厦的經理看過）。

  這位 MRS.SLEMIN 在醫院休養了半個月便回到大厦的家裡，不過甚少見到她外出，再過一年左右她便離世了。

  二○○九年我已到政府界定的退休年齡（六十五歲），但我喜歡這份工作，因此再多做了三年，到六十八歲才退休，安享晚年。

                            李越明 寫於 201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