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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顧彬的一席話談起
今早意外在聯合報上（A13兩岸版），看到此一頭條報導： 「顧彬北京放炮：「沒有當代詩歌•••僅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而標題更赫然印著斗大的字眼：「德國漢學家：中國作家被稱為 嫖客」，果然再一次的令人側目。
但若細看內文方知，斗大的字眼出自一位中國大學生的口中，顧彬的 反應則是「十分難過」，還說：「作家被形容為嫖客，這是多麼可怕啊！」 完全與標題相左。 可見儘管像「聯合報」這樣有水準的大報，也不免隨著時尚以聳動為 能事，實在可歎！
顧彬此次在北京「踢館」，應邀參加「世界漢學大會」，並在一場「漢學 視野下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除了再次質疑當代中國文學的價值， 更「不畏眾多大陸學者、作家的環伺，勇敢回應『當代中國文學都是 垃圾』的話題」，其場面的熱烈是可以想見的。
有趣的是，就一位對大陸當代詩歌曾說過「其中有一些了不起的作家」 的學者而言，這次根本否認了：「他認為中國沒有當代詩歌，也沒有 好的話劇，」「所謂的當代詩歌，僅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這對研究 漢學、以此為志職的他而言，「工作壓力也特別大」。 這些話聽來，有點像得了便宜還賣乖，令人不快；若靜下心自省，像 大學教授定期要交論文，可以體會箇中壓力；有心的我輩可以一笑， 也可以視為「諍友」的善意挑戰！
除此，他還很直接尖銳的表達了很多個人看法。 就報導的內文標題順序來說，如「經常」有人問他金庸是否「二十世紀 中國最好的小說家？」 他的回題雖然粗魯：「胡說八道，他根本不是，」基本上反映了問的人 有問題。
當然，以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看法，答案很可能是「二十世紀中國 文學沒有偉大的小說家」，若有，也只有他曾稱許過的魯迅還不錯，但 就算是「中國最好的小說家」，可能也夠不上「偉大」。
當年，俄文豪高爾基來訪，如同徐志摩是泰戈爾的翻譯，魯迅是他的 翻譯；兩人在散步時，高爾基問這位一向以言詞辛辣稱著的思想型作家 ：「人們說你是中國高爾基，你覺得你是嗎？」 魯迅聞言，一身是汗。答案可想而知。 幸運的是，由於魯迅死在四九前，被後來的毛澤東大大稱譽，享有 「文藝之神」的稱號。
再說一個我親身體會的例子。 八九年春，我有緣會見了冰心、錢鍾書、艾青等一些尚在世的名家； 當時，年高望重的艾青是中共國家級桂冠詩人；在我與他相談的二三十 分鐘裡，至少有三四次提到了聶魯達，並像胡適那樣的說，我與「我的 朋友聶魯達」如何如何－－這固然可視為他懷念老友，也不免（讓現場 的我）感覺怪怪的：你若是大師，又何必「挾洋」自重呢？
這兩個例子，似乎說明了，就算五四後，四九前，中國出現的世界級 人物雖多（先父在其回憶錄裡就曾提到，他當時唸的「北大哲學系」， 就有十位國際聞名的學者），「文學」（正確說法該是「新文學」）方面， 也有魯迅、沈從文、周作人、張愛玲、林語堂•••等等，或聞名國際或有相當 成就的優秀作家，卻沒有一位在世界文壇稱得上「大師」。
若我們同意這是不爭的事實，對顧彬以近乎中國通的口吻形容，二十 世紀中國文學，「四九年以前是五糧液，四九年以後是二鍋頭」 （五糧液是大陸的一級名酒，每每是在中南海用以招待國賓的，二鍋頭 雖然衝，卻是民間一般人喝的）。 又說：「四九年以前的文學，基本上屬於世界文學；四九年以後，除中國 史外，外國人基本上都不談」－－可能就會心平氣和，並很高興他對 四九前的中國文學還高估了。
事實上，這位現年六十二歲、自己也寫詩、也創作、已出版五十多種 漢學題材的書，目前任教波昂大學的德國漢學家論點，只是很不幸的 證實了我長久以來的看法： 即是我在「文學是永遠的，創作是一輩子的」一文裡寫的： 「直到現今，國際上仍有不少研究華文學的漢學家，視「當代中國文學」 為當代在「中國大陸」創作的文學，「當代中國文學家」也只限於我們 口中的「大陸作家」」。
這個偏見多少說明了，相較於「大陸作家」的我輩，半世紀以來，一直 如何輸在起跑點上。 加上缺少在歐美日等已專業化的推廣行銷技巧－－這部分，政府不重視 固然是一個原因，民間財團不支持是另一個原因，真正重要的，還是 整個社會沒有形成重視藝文的大環境！
以日本為例，在已故作家井上靖任作協主席的那幾年，幾乎每到秋冬 「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他家門口都擠滿了各大媒體。起初我不了解 何以如此？只能驚嘆日本大眾重視文學、文學家、以及「諾貝爾文學獎」； 日後漸漸得知，這根本是日本創造「經濟奇蹟」之後，開始邁入重視 文化層面的一個普遍現象。 他們對井上靖的重視和肯定，其實反映了整個國家（加上若干財團）的 「用心」與「信心」；井上靖雖未及得，大川健三郎畢竟得了－－雖然， 我總認為，寫「沙丘之女」的安部公房才更有資格。
撇開其它的華文地區不談，今日台灣，顯然距此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而無論是一大段一小段，都得靠自己邁出每一步。
就單純的創作者而言，類似的偏見可能並非全是壞事－－畢竟在國片 萎縮的今日，我們也能成就李安這等重量級國際導演。 就重視名利、講究速食效果的創作者而言，可能就頭大了。
其次，顧彬對當代中國作家的寫作態度也不以為然，他說：「在德國， 當一個作家開始寫作，他會寫上一輩子；而中國好多作家像是蜉蝣， 是個短暫現象，很多很紅的作家，一心賺錢去了。」 這當然又是一個真實的片面之見。難道其它國家就沒這類情況嗎？
中國如此，很大一個因素是窩囊百年的這個民族，直到近十餘年， 才由黑翻紅，漸漸脫離窮困貧苦所致，人人都不顧一切的想賺錢，
讓自己活得好一點、有點尊嚴一些。前年去上海，我住在一位 今日中國正值一個「市場經濟」的開發點上，顧彬指的就是這個屬於 部份人的一時現象；我敢說，一旦步入像日本那樣的「經濟成熟期」， 就會看到越來越多的「一輩子」作家。
而且，就算如此，也不意味著一心想賺錢的作家無意或不能成為大師： 過去的莎翁不提，村上春樹在成為暢銷的國際名作家，並擁有「日本 海明威」頭銜後，還是一再表示，他絕非一般的通俗小說家，一貫的 創作態度都是認真的。 我相信台灣不少，大陸上也不乏這樣的名家。
以偏蓋全，以一時論長久，以現象取代真相，正是這位漢學家自身的 最大盲點。 一般讀者可以隨隨便便的說三道四，作學問、搞研究的學者怎麼可以 如此孟浪呢？ 這種態度可以取寵於媒體，卻很難能就如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 這樣的一家之言。
多年前，瑞典學者、也是決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瑞典文學院十八 院士之一的馬悅然，就因對當代中國文學認識有限（很可能已無遜我們 大部分的學者），多度一意推薦，想把這個獎頒給北島；後來幾次來台， 相信對「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當代詩歌」這部分，知悉的要比顧彬 多，也不致說出類似輕率的話。
至於從中國作家不通或不精外語而來論斷一個或一國作家的高下，最多 只是自覺或不自覺的顯示自身（如精通多種語言的顧彬）「優越意識」的 沙文心態。 過去，我認為可笑，此刻，卻不免認為愚昧了：無論懂不懂外語，誰能 說「德國現代文學之父」海涅，只因終生堅持創作本國文學，而不是 一代大師？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全球趨勢化的今天，更算不上多重要的議題。
當代中國作家和整個文壇、生活環境確是有很多、很大的問題；顧彬的 幾點批判，除了剛才我所指出的一些，身為愛詩人，我最在乎的還是 這兩句： 「中國沒有當代詩歌」、「所謂的當代詩歌，僅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
若說偏重外語、無視中國以外的漢語作家是愚昧，說這兩句話的人， 簡直是狂妄了！
當然，顧彬一定有他的見解。 我不知他是怎麼想的，我只能自問：
若由一個時代有無大師，是否產生過經得起時空沖刷的作品來判斷－－ 現當代的中國似乎沒有大師，是沒有幾部稱得上經典的詩作。 若要比爛鬥嘴，我自可以反詰：你們又有幾個大師？又有幾部經典詩集？ 卡夫卡為何也默默而死？還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何必呢！ 所有藝術的價值都在於達到的高點；大師更是如此，他留給我們而歷史 接受的，永遠是他最好的，而非次要作品。 面對藝術，每一分每一步都很重要，就這一點而言，五十步是會被 百步笑的。
而「所謂的當代詩歌，僅是外國文學的一部分，」雖有部分事實，若由 詩的「本質」來看，顧彬顯然不可能了解台灣詩人瘂弦所謂的「一日 詩人，一世詩人」這句充滿深情、而且更貼近真理女神的名言。
換言之，顧彬可以看不起中國當代詩人，無論如何，都不該說出「中國 沒有當代詩歌」這種被自滿矇蔽而狂妄無知的話。
想想那些愛詩、吟詩、在月光下歡喜寫詩的年輕靈魂吧！ 想想無數世紀以來、地球上每個有人的角落，那些安靜或狂熱創作的 影子吧！ 想想自己童年讀過、生澀青少年時寫過、睡前母親在床邊唸過的••• 那種感覺、那種心情、那種美好、乃至像一粒種子抽長成芽的神奇 過程•••
一個大師也許就這麼的誕生、啟蒙了；數百萬計的靈魂啊，卻各自得到 珍貴、溫馨、無法取代、不能複製的人生拼圖••• 詩歌、文學、藝術的價值，不就在這裡嗎： 永遠的喜悅、並讓人生發出更美的光！
一定要出名、一定要寫出讓人眼紅的曠世傑作才是作家、才是作品嗎？
－－那是尼采，失去詩心後，他瘋了。 －－那是莊子，因為滿溢的喜樂，他化身成萬物，達到了天人合一的 境地。 －－那是顧彬，批評別人永遠比自己創作要容易。 －－那是我，一個已孤獨寫到今天的愛詩人。
一個人，不該認為只有為了創造巨著的寫作才是寫作，才是作家。 一個學者，更不該狹義的，為詩歌、為文學、為一切創造性的作品， 下缺乏人性的定義！ 希特勒的時代已逝，希特勒的作風和想法都被歷史證明是可怕的。 用六十年時間創作「浮士德」，深深了解人生的歌德，一生言行才是 更值得重視、學習的對象！
過去，我常和朋友說：「只要你寫，你就是詩人」、「一如人人有佛心， 人人都是詩人」。 近些年，我更深深了悟到，只要存著那份詩心，舉手抬足都是詩！ 就算你一輩子都沒握過筆、透過按鍵寫出一行詩，你也是詩人！是 活脫脫的生活詩人！甚至比鑽入文字迷宮的「文字詩人」，更接近詩的 核心！
走筆至此，我已不想多說什麼了。 對顧彬的盲點，我深表同情。 對顧彬的真誠批判，我同樣感動。 對大陸翻譯家、劇作家葉廷芳所言：「一個嚴謹的民族、嚴肅的作家、 嚴謹的學者，面對一個陷入浮躁的民族、浮躁的作家群」，並發出 「四九後，中國缺少創作上想像、內再和外在環境上的自由；在二十 世紀的下半葉，中國有出過一個思想家、大作家嗎？」這樣沉重的感嘆、 呼聲，值得我們深切反省。
但對葉說，「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思想是最可悲的，這證明你這民族在 世界上沒有說話權。」 我想補充的是，「羅馬不是一日形成的」，思想更不是一蹴可及的， 日本要經過「明治維新」加上兩顆原子彈、德國要經過兩次世界大戰， 各自才有了今天－－
所謂「民族說話權」，在已然「地球村」化的二十一世紀，根本不是
我關心的是：寫詩、創作的我們，也是每日和百億眾生一樣活在 同一顆太陽下的我們，能從歷史學到什麼呢？
簡單的說：我們究竟為何寫作呢？
2007/3/28寄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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