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習小學——塵封往事

華人萍蹤漂泊，四海為家，視那裡為家鄉，每個人有自己的歸屬感。我不是在海防出生，但在海防小學、中學一直唸下去，因此我視海防為自己的家鄉。三泊碼頭懷舊、鳳凰花開時節、港城美食……我寫了很多文章，贏得不少共鳴，但還是感到難以抒懷。美國作家福克納講得好：“家鄉那郵票般小小的地方，只怕一輩子也寫不完”。

人生80%的知識是在小學時潛移默化。我從小學課本學到的，或聽老師講故事，如戚繼光雨中練兵、司馬光砸缸救友、楊震辭金……至今還歷歷在目，比中學那些死硬公式好記多了。

海防雖然是個小地方，但商賈雲集，是著名的華埠；1953—1954年鼎盛期約有華人五萬。法屬印度支那只有河內、西貢、海防建有市立大戲院，可見海防地位的重要。以市立大戲院為中心，往北是安詳寧靜的西人區；往西是整日喧嘩的華人區，包括商務街、華人街、廣東街、東京街、沙華街幾條幹線以及穿插的橫街；往南是本地人住宅區，我住的唐吉街就在這區域。唐吉街其實華越雜錯，桃記巷、石巷、三述巷都是著名的華人貧民區，只有橋頭街是高尚商業街。

越南1945年八月革命取得成功，1946年法軍捲土重來，我幼年跟隨祖母背鄉離井逃難，1949年爸爸才接我們返回海防。我回海防時學齡偏大，爸爸送我去基督教會學校補習中文後直接插班三年級。當時海防有華僑、中華、東安、僑英、時習五間小學，我父親選定以風紀嚴明出名的時習小學。

時習從毫不起眼的小學成為名校，朱愛群老師功不可沒。我上四年級時，在一次週會上，校長張女權宣佈：新來的朱愛群老師擔任教導主任。朱老師是位大胖子，下車伊始就著手大手筆改革：樹立每週評比秩序清潔比賽制度；對犯錯的學生打“符號”，十個符號記一個“缺點”，三個缺點記一“小過”，三小過記一“大過”，以資警戒。經過整飭，校風肅然。路上聽到響起國歌，時習學生一定原地立正，路人為之側目。

當時學校是允許體罰的，輕則罰站、留堂，重則用戒尺打手心、雞毛掃打屁股，沒有家長提出異議。“沒有懲罰就沒有教育”，現在回憶，我還是認為十分必要。

自從時習南遷后，時習老師音信全無。我十分吃力才找到朱愛群老師的老照片（下圖）：她廋了，鬢髮已蒼。到堤岸後，她曾在穗城中學擔任級任老師，以後再也找不到她的資料。朱老師有高等學歷，任教小學是屈就了，但也反映時習小學師資資質之高。

我們一夥小朋友精神糧食來自香港，每週引頸盼望從港空運來的“兒童樂園”、“小良友”，都是充滿趣味、知識的健康刊物。香港也有不少藝術團來海防演出，雖然表演水平低下，但也令我大開眼界，知道世間還有粵語歌曲——在學校教唱歌都是用國語唱的。

海防共有12家戲院（電影院的俗稱），專影華語和國語片有華華、大觀、國泰三家。當時的影片沒有說明，也很少有字幕，我去補習英語，聽懂米高梅片幾句簡單對白就沾沾自喜。

家父不懂什麼時候看中娛樂業，盤下了新光戲院。新光戲院在市立大戲院附近，放映的片中西雜陳，包括美國西部片、科普片、古裝片、香港劉桂康、伊秋水的諧劇，放映武俠片，如“火燒紅蓮寺”，那是場場爆滿。當時戲院最怕遇到兵，他們不僅看霸王戲，還要陪好話。新光也常常招待時習學生，見到家父和張校長站在一起，小朋友們交頭接耳：“那是肥鍾嘅老豆”，我鼻孔朝天，面有得色。

1953年，名聲如日中天的王邦夫、王邦民雜技團來海防演出，大力士王邦夫是我的偶像，而家父正是這個轟動事件的策劃人。王氏兄弟（事後我才知道他們不是親兄弟，邦夫一口上海腔廣東話，而邦民是湖北人）曾到我家作客，見到王邦夫只吃瘦肉和蔬菜，其它食物絕不沾唇，我覺得這位大力士當得太辛苦了。

演出地點是位於芒街街的利舞台，是當時最大的戲院，可容納一千人，演話劇和大戲。王邦夫表演肌肉秀、砸大石、汽車碾人、腹上鋪木板站立20人（下圖，多倫多潘兆偉校友供稿，倒立者為王邦民）等節目；王邦民則耍雜技、小丑打諢。我在後台看得一清二楚，王邦夫的節目都是貨真價實，只有壓軸戲“鬥牛”則不敢恭維。不同於西班牙鬥牛，王邦夫“鬥”的是一頭餓了兩天的黃牛，毫無鬥志，乖乖地聽憑“大力士”把它絆倒。

海防的小吃至今令我彷彿還感到齒頰留香。台灣草聖黃友佳曾盛讚海防的牛巴（牛肉乾）。是的，牛巴那裡都可以吃到，但只有海防的牛巴最好吃；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大概是它的辣醬造得好，辣得爽口，辣而不燥。

海防的餛飩麺實在太好吃了，首推國泰戲院右邊南生街的“生記”。生記南遷后設在陳興道街B段和平街市附近，我也吃過好幾回，後來不知所終。西堤享譽不衰的“海記麺家”也是從海防搬來的。

海防牛肉粉和炒粉是全越南一流的，我已有專文論及。海防還有挑擔沿街叫賣的“沙河粉”：粉條炸脆，加上豬雜等面料，再澆上特製的醬汁，香脆爽口。望文生義，“沙河粉”應該源出廣州北面的沙河鎮，回到中國探親時，一位廣州友人知道我的偏好，招待我一頓“乾炒牛河”，但味道迴異。不知道海內外校友對這道美食是否認同？

黃友佳笛友也曾提到“白糖糕”。白糖糕是倫教糕的異名，在堤岸白鐵街市隨時可以買到，不算是海防特產。我懷念的是穿唐裝的老人，頂著炎日和一盤倫教糕，拖著疲憊的腳步，拖長叫賣聲“倫——教——糕”。

時習小學鼎盛時曾買下一塊地，準備擴校，並舉行了奠基典禮，但風雲突變使一切成了泡影。1955年，時習小學主力南遷，留守部分由法語老師黃成彬掛帥，不久後跟其他小學合併，由國家統一管理。

南遷後時習校址開始時設在第四郡，不久就遷到第五郡陳興道街B段棟多戲院左鄰，現已被拆除。以張女權校長的辦學風格，立足西堤華校之林應當綽綽有餘，但時習一直默默無聞；可能她年事已高，繼任者挑不起大樑。

根據加拿大作家潘宙先生“最後的鳳凰木”一文中的陳述，時習小學曾升格中學，一度易名“明智”，後又恢復舊名“時習”，一直堅持到解放前夕，可惜缺乏有力旁證。我曾請教“堤岸今昔”作者劉為安先生，他對此毫無所知，只好存疑，以待有識之士。

越南有句俗語“吃新米飯，說陳年話”。六十年，彈指一揮間，倖存的時習精英不多了，並且星散各地，但一提起時習，還有很多響應。“風笛”總編榮惠倫就是其中佼佼者，排起輩分還是我的學弟。

時習，“學而時習之”，記憶中的存在總是最美好的。我憶所能及，點點滴滴寫下，希望能和讀者重拾華年。

（登於《越華文學季刊》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