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 ◆ 溝通中西智慧交流的橋樑

『國際漢學研究論叢』總序

漢學原指漢儒考據訓詁之學，也稱「樸學」。明清學者主張「通經致用」，推崇漢儒的樸實學風，用訓詁考據方法治經，識別真偽，開展了乾嘉學派，與講究義理的「宋學」對稱。

此外，西方人稱中國學術為「漢學」（Sinology),也譯為「中國學」,研究中國學問的人為「漢學家」。近年來，海峽兩岸的學者，除少數有異議，大都接受了「漢學」為中國學術的總稱，它的範疇包括研究中國的歷史、經濟、政治、哲學、語言、文學和文化。青年書局這一系列的『國際漢學研究論叢』，就是以第二項義涵為甄選的準則。

漢學發源於黃河流域，數千年來所發展的輝煌璀璨的華夏文明，不僅吸引了周邊的國家，如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國學者前來取經，也深受西方學者的重視。

14 世紀中葉，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到中國住了17 年，回國後所口述的『馬可波羅行記』描述了蒙古帝國的富饒與強盛，轟動了啟蒙期的歐洲，也激起了西方人對東方的熱烈響往。可惜的是馬可波羅並不懂中文，對中國傳統文化所知不多，對漢學的傳播亦無貢獻。

三百年後，意大利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 的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1552-- 1610) 在明朝萬曆11年 (1583) 到了廣東肇慶，後來轉赴北京傳教。在中國前後待了28 年，辭世前三年，著手完成了論述中國地理、歷史、哲學、宗教、國家組織與風俗習慣的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此外，他也曾用拉丁文翻譯『四書』，又幫中國人設計用拉丁字母寫成漢語拼音，書名『西字奇跡』，由此可見利瑪竇不但是西方從事漢學研究的先驅學者，也是歐洲文化與中華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溝通人物。

到了19 世紀，漢學在歐洲學術界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如1814年12 月，巴黎法蘭西學院創立了漢滿語言與文學教席，在法國開創了公開研究漢語的先河，目前學術界都公認這是當代學院式漢學的開端。這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漢學家是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理雅各對漢學研究的主要貢獻是翻譯中國的經典名著，這包括『四書』、『尚書』、『左氏春秋傳』、『詩經』、『易經』、『禮記』、『莊子』、和『道德經』，總稱『中國經典』，迄今仍被尊為漢學經典的權威譯本。返英國後，他在光緒二年（1876）出任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 )的第一任漢學教授，從此在大學執教至去世。作為中華文化的仰慕者，理雅各將中國古代經典和傳統學術翻譯傳回歐洲，促成了英國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碰撞、交彙和融合，也推動歐洲漢學研究的蓬勃發展。

從14 世紀的馬可波羅到19 世紀的理雅各， 500 年間，西方人對中國的富庶繁華、文明智慧，都予以高度的評價。由於西方各國自工業革命後，逐漸強大，而清廷卻貪污腐敗、固步自封，以致國勢日衰，西方各國對中國的態度，也由讚頌轉為覬覦，進而產生侵佔的野心。清朝為了自保，採取了海禁的閉關自守政策，杜絕西方傳教士與商人入境。這樣一來，這些被拒入境的西方人士，就辦雜誌、出書，極寫清政府的不人道、黑暗詭詐和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影響頗大，導致西方一般民眾對中國產生錯誤的偏見，尤其是二戰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期間，刻毒地污篾中國的言論，甚囂塵上。

西方各國不僅在輿論上對中國口誅筆伐，更以堅船利炮強行轟開清廷緊閉的大門。鴉片戰爭後，1842 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這是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開始，清朝在政治上失去了獨立自主，遂淪為西方列強掠奪瓜分的半殖民地。

但從19 世紀到20 世紀期間，仍有不少專業的西方漢學家，努力不懈地從事漢學研究工作，如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運用近代出土的敦煌本和石刻拓本等新資料，研究敦煌學；另一位 重要的敦煌學專家是法蘭西學院院士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他也是禪宗佛學大師。瑞典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使 用歐洲歷史語言學的治學方法研究中文，重構中古漢語及上古漢語的語音，為漢語音韻和漢語史的研究，開闢了一條新途徑。英國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利用西方科學知識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英國的霍克斯（David Hawkes, 1923—2009) 運用文化人類 學的方法來研究『楚辭』和元雜劇，他除了翻譯『楚辭』，也翻譯 80 回的『紅樓夢』。這些學者都不受政治氛圍和殖民地主義的影響，以實際的行動，通過嚴謹的學風，對漢學研究作出卓越的貢獻。

這些蜚聲國際的漢學家，使用西方學術概念、邏輯、演繹與歸納等治學方法來研究中國學問，同時也通過翻譯與著述，以有系統而科學的方式，把中國文明傳播到西方世界。他們對中國古代經典和傳統思想給予高度評價，啟發了歐洲思想家以中國倫理社會為根據，邁向世俗化，重新肯定自身文化的價值。同時有些論著則糾正西方人士的偏見，如李約瑟寫『中國科技史』，就是澄清疑惑，消除誤解，讓世人看到中國科學文明的真相。

另一方面，有些傳教士學識淵博，兼備人文素養與科學訓練，他們將許多學術知識，尤其是科技論著，翻譯成中文出版，這些西學，深受中國士大夫的重視。晚清的李鴻章與張之洞就認定惟有學西洋的科技，才能救亡圖存。此外，西方漢學家運用人類學與神話學等研究方法，來探討中國古典文學，得出與中國傳統研究不同的結論，對中國學者也有一定的啟發，如聞一多用民俗學和神話學的理論研究先秦詩歌，他的專著『神話與詩』、『詩經新義』和『天問釋天』就是採用新視角所獲得的碩果。

在1919 年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學者譯介了不少英、法作家的文學主張與創作，對當時的新文學運動具有啟蒙與借鑒的巨大作用。無論是五四「自由、民主」核心精神的形成，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等創作手法的多樣化發展，或是新文藝理論的建立，無不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如嚴復譯的『天演論』所介紹的達爾文進化論，就開拓了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文學先驅者的文化和歷史視野，賦予了中國新文學最初的「現代化」概念，兼有思想啟蒙與文學啟蒙的雙重色彩。又如魯迅的小說，是借鑒了西方小說的形式，加上自己的創造，建立起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嶄新形式。

綜上所述，可見中西文化與文學的交融互動，中外漢學家們的跨文化對談，對人民之間的進一步相互認識，豐富彼此文化的蘊涵，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再再說明了漢學是溝通中西文化智慧交流的橋梁。

目前世界各國熱衷於漢學研究，蔚成風氣，新加坡青年書局的陳孟哲先生也不落人後，「趕上時代」。為了紀念南洋大學創校50周年，從2007年至2010年出版了兩輯『南洋大學學術論叢』，收集南大校友的漢學研究論著，共20冊，深受學界的肯定，雄辯地確認南大校友的學術成就，從而說明南大辦學的成功！現在陳老先生再耗巨資，出版這套叢書，收輯國內外漢學家的精辟論著，從語言、文學到歷史、哲學，從傳統到現代的不同層面，充實漢學研究的資源；同時，也會將這套叢書推介給世界各地的漢學研究機構與學者，讓漢學邁向一個更有交流活力的國際平台，並跨入欣欣向榮的新紀元！

                               201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