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悲情為金粉的歌劇 

 

 

――白先勇小說在歐洲――

 

 法國書評家雨果•馬爾桑(Hugo marsan)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法國第一大報《世界報》(Le Moude)星期五的讀書版上,以幾乎全版的篇幅,評介白先勇的《孽子》,贊譽這部小說是一出“將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劇”。此書由法國著名漢學家雷威安(Andre Levy)教授譯成法文,於今年初由法拉瑪利雍(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引起相當大的震撼,一下子在歐洲大出鋒頭。讀者反應非常熱烈,才一出 版即已再版。法國第二大報懈放報》(Liberation)五月十八日星期四的“外國文學”版上,艾蓮阿瑟哈(Helene Hazera)亦以超過三分之二的版面,圖文並茂地評論這本書;另有數種期刊雜志亦先後作了報導或評介。德譯版於五月出版(德譯版書名Treff- punkt lotossee,出版社: Bruno Gmunder)。而西班牙和希腊已有出版社接洽表示願意翻譯出版。  

 

  一部翻譯小說能引起如此廣大的注意和轟動是罕見的。馬爾桑推崇《孽子》是一部偉大的小說,而且譯者的譯筆又精彩無比,兩者相得益彰。法文讀者在閱讀《葷子》時心中的那份感動,雖然可能因想到白先勇所描寫的是一個卑賤、隱晦、肮髒的世界而變得暖昧,但它卻令人想起幼時閱讀《悲慘世界》。《苦兒流浪記》等書 的奇特快感:同樣的不安、同樣的樂趣、同樣的恐懼。馬爾桑認為《孽子》與這些名著一樣,它喚醒我們的自我那最原始的深邃之處,因為閱讀在此已不再是“消遣”,而是以一種強烈的光照亮我們心底深淵。

 

  馬爾桑以“令人震驚”形容《孽子》,它有傳奇故事的緊張、強烈,卻無強加的樂觀結局;雖然描述人性被破壞、被踩躪的一面,但並不劃分劊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壞人、拯救者和仟悔者之間的界線,而且也不挑起任何報復的欲望;這是罕見的作品之一。

 

  《孽子》的魅力並不單在動人的情節:固定的,卻是以非平鋪直敘、非秩序井然那樣的手法,混雜著許多小故事細節加以鋪衍渲染,一小段一小段的組合而成;一群失去社會位置的青少年在人生旅途上跋涉的回響,他們被交付給一個無法預先計劃的生存底運氣,在那樣的生存方式裡,感覺的直接性和幸存的訣竅往往會抹殺意願和真正的希望;馬爾桑以為,《孽子》的成功,其威力更多是來自作者的文筆,豐富而又令人不安,像上漲的江河那樣;他詩意地把真實的氛圍記錄下來,又以黑夜如夢一般的面紗使 它改觀。我們讀者,在纜繩已被截斷的情況下,身不由己地投身人這場影子戲,由一群奇特、異常人物表演的嚴酷。令人痛苦的效果中,白先勇避免了通俗小說的漫無節制,卻又適當地切應了當前現實中的焦慮。從這一層意義上有,描述台灣七十年代的《孽子》與另一部同樣出色的小說非常接近,那是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美國作 家李奇(JohnRechy)的《暗夜城市》(Cite de la nuit),白先勇應該讀過。就像紐約時代廣場和中央公園的黑暗一樣,台北新公園的黑暗掩護著被排斥的青少年,他們是沒有出路的衝突的受害者,不過他們仍然是英雄,他們創造了不同的神話;在這些神話中,嘲諷、妄想和狂熱痛批虛偽社會的謊言。馬爾桑認為白先勇描繪的是一個邊緣世界,在被接納的邊緣之內的邊緣:“我們這個王國,歷史曖昧,不知道是誰創立的,也不知道始於何時,然而在我們這個極隱 密,極不合法的蕞爾小國中,這些年,卻也發生過不少可歌可泣、不足與外人道的滄桑痛史。”(《孽子》允晨版頁四)。人性與死亡的不幸彼此取得和解。

 

  馬爾桑同時以為,難能可貴的是,白先勇是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帶著理解、默契和溫柔的眼光來看男妓問題,他掌握的是基本性欲和以無希望的貧窮及無未來的愛情為其基礎的兩種驕傲違抗的悲劇美。在處理如此一個超越任何觀淫癖之上的棘手主題時,白先勇有如一位大膽的走鋼索演員,他也許帶著憐憫,但卻是一位無先天推理的見證者,潛人了書中買春客豐富的幻覺和獵物傷感的夢想之間。

 

  在談到本書的讀者時,馬爾桑說,我們完完全全的沉沒在這些《孽於》之中,被一個具毀滅性的台風所吸住。吞沒、撞擊,我們是一場冒險犯難失敗後幸存的真福者。盡管令人覺得非常不自在(我們實在難以因幾個酒館取了看起來輕松的名字如“桃源春”、“安樂鄉”等而覺得自在些),但是讀者會在那些流傳久遠的傳說和 故事中看到撫慰人性的一面,並且使得人性與死亡的不幸彼此取得和解。書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被遺棄在街頭、被逐出家門、屢次從家中逃跑或是未被了解,他們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隱密處,沉湎於為錢而做的愛,屈服於為他們短暫命運設置信標的長者,而最終,他們畢竟還是要在彼此宿命的運數中那種粗暴的、劇 烈的溫柔裡相互取暖。聽到一則這隱密王國的傳說,他們都會目瞪日呆;這些孩子雖墮落和違反常情,但卻又感情豐富且樂於犧牲;前輩的故事在他們身上往往會起一種集體身份認同的作用。這些失落而頸上未帶項圈的孩子,他們因一些從他們的失勢中硬拉出來的不可思議的事而存活著。書中的“郭老”,一位性愛市場的享樂 者,就在每一位“新人”來到時為他留住影像,他的《青春鳥集》是一本永恆的相簿,留存了在危險之中卻又被神化的青春少年。

 

  馬爾桑讚美白先勇的才華,認為他在描寫節日、盛宴、沮喪、拘禁。到醫院探視衰竭的傅老爺子、為了竊取伴侶的心而親手刺死阿鳳的龍子的一切經歷等等情節時,就像是把許多不幸和苦難磨成金粉那樣完美。《孽子》有如一出巴洛克式歌劇,美化了黑夜,讓一輪昏紅的月亮高掛在濕煤也似的空中。城市夜間那被掩蓋的一面在白先勇筆下是如此完美地被敘述著,以致讀者甚至忘掉世上還是有日出的地方。馬爾桑特別指出最令人激賞的片段,如阿青前往探視臨終的 母親的那一幕是夢想的火花照耀著絕望,令人不忍卒讀的絕好文字:“一剎那,我感到我跟母親在某些方面畢竟還是十分相像的。母親一輩子都在亡。流浪、追尋,最後癱瘓在這張堆塞滿了發著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帳子裡,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頁五十六);而妓院保鏢“烏鴉”凶狠殘忍地毒打“老鼠” 的一幕更是以精確無比的筆墨描繪。作者改變了眼淚的形貌。明顯可見的書寫和節奏保障了最具暴力事件的美感;例如下面這一段:“而我一個人仍舊坐在……沉寂的等著,直到夜愈深,雨愈大,直到一個龐大臃腫的身影,水淋淋的閃進亭閣裡來,朝著我,遲緩、笨重,但卻咄咄逼人的壓凌過來。”(頁二二六)此外,像晚香 玉後面閣樓上那一場賭牌九的描寫讀來令人幾乎窒息,靠妓女賣身維生的和妓女的嘴臉、偷竊、強暴和肉體的買賣等,黑色小說中的慣用詞彙在此都被作者以隱喻手法驅除掉而令人耳目一新。書中每一個人物都過著幾個月可以預見的冒險生活,然而,作為陰影中的神話英雄,他們負著被人類背叛的希望;就像新公園中起伏動蕩 水池上的蓮花那樣,他們的純潔和天真緊緊糾纏這些秘密的敘述者,敘述著這一群被愛拒絕的孩子的驚險離奇經歷。

 

  馬爾桑在結論部分強調,在心理分析作品貧乏的年代裡,白先勇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孽子》是一部傑出的小說。

 

  另外一位書評家阿瑟哈的評論中,詳細的介紹了白先勇的家世背景及他早年創辦《現代文學》、出版現已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台北人》等經歷,並遺憾《台北人》未被譯成法文。

 

  阿瑟哈談起《孽子》在台北出版曾轟動一時以及根據此書而拍成的電影《孽子》。她認為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直至《紅樓夢》為止,同性戀的主題是存在的,但近一百五十年來卻沒有哪一部中國小說是以同性戀為書中題材。她提及《孽子》在中國大陸也有廣大的讀者群,這部書使得反同性戀的巴金十分不以為然。但事實 上,阿瑟哈認為這並不是一部鼓勵同性戀的作品,它描寫的是一個圈子的事情:那是台北新公園水池邊的圈子,夜晚,一些離家的青少年圍繞在水池四周,尋找或等待願意買下他們一夜的成年男子。阿瑟哈以為書中這個圈子充滿了佛教的意味,這些賣身的孩子的雙親,都相信他們被送到人世間是為了贖他們前生的罪;阿瑟哈分 析說,書中的背景是六十年代初的台北,是一個還處處殘留著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自大陸撤退來台的痕跡的社會,原本在中國古老文明中所容許的事在此卻為一種嚴峻的清教主義所取代;作者白先勇就像一位昆蟲學家,細細的觀察台北新公園的迷你社會:一個小小劇場,有主角、配角。跑龍套的,也有故事、有傳說。

 

  作者的手法,除直接的敘述,像阿青在頭幾行所說的:“三個月零十天以前,一個異常晴朗的下午,父親將我逐出了家門。”也有間接的敘述,用到書信體,也不忽視書中青少年所沉迷的武俠小說。阿瑟哈認為《孽子》是屬於我們現代的社會,人們送亞美茄手表給青少年,一面喝著歐美的烈酒,但實際上中國的靈魂及其幽靈仍 盤踞著,它神話或歷史的典故、它的禮儀。它的信仰、對長輩的尊敬以及隸屬一個家庭的最基本需要:因為被家庭排斥驅逐是最糟的不幸。小說的第一部分描繪一個堅定不變的世界,有爭吵、愛情。供妓女使用的旅館。警察的巡邏等,甚至還有一段高尚的愛情,使大家心向往之以死收場的愛情:阿鳳和龍子的愛情。在手刃愛人 刺著一條龍花紋的心日之後,龍於被家人送往美國;他為阿青敘述他在紐約的游蕩以及他所收留的流浪街頭的孩子們,他再回到台北,他是他自己的影子。阿瑟哈比喻說:白先勇的小說令讀者可能在一瞬間以為他非常喜歡故事中的殘酷性――妓女母親、失蹤的父親,還有不許參加父親葬禮的兒子,白痴和殘廢的孩子;但是這種殘酷卻又精准得像一枚針灸的針,深深地刺進治療的穴道。

 

  阿瑟哈為小說的第二部分作了一個摘要之後結論說:“闔上書本,這些人物仍如在眼前――楊教頭一會兒以淫媒為業,一會兒又是大恩人,他那柄大摺扇,一杆指揮 棒似的,為這隱藏的世界作了布局;有偷竊癖的老鼠,好吃零食的原始人阿雄等――於是,整個人性在你心中輕輕響起。”馬爾桑和阿瑟哈的評論可以反映出法國讀 者對台灣小說和中國作家的看法。

 

  《孽子》法譯本的譯者雷威安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漢學家,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翻譯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於中國天津,一九三七年離開天津返回法國_九四五年始於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正式學習中文,一九七四年獲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歷任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校負責人,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中文組主任,巴 黎第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目前已退休。雷威安教授專研中國通俗文學、傳統小說,尤其是歷代話本及《金瓶梅》。《西游記》等,有關譯著甚豐。一九八五年所譯之《金瓶梅全譯本》於巴黎出版,轟動一時;一九八九年後陸續出版《西游記》和《聊齋志異》等法譯本。雷教授曾數次訪台,曾出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 三十一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舉行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雷教授在會中發表的論文為《金瓶梅與西游記比較淺談》,筆者曾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為雷教授作過一次專訪,刊於《漢學研究通訊》第七卷第三期(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對雷教授個人的學習漢文經過、教學情形及法國的漢學研究概況等有較詳細的報導和說明。

 

  此次白先勇的《孽子》法譯版在歐洲引起如此廣大的重視和回響,小說本身的完美出色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雷威安教授精彩的譯文也是功不可沒。此外,小說題材的特殊,頗能引起法國人的興趣,法拉瑪利雍出版社以其名聲和雄厚財力所作的宣傳,都是此書成功的原因。

 

2007.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