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澱後的憂鬱

●讀馬東旭的詩

/ 王飛

 

    憂鬱,在我的眼睛裡更是一種氣質,獨特得讓人不能輕易接近,卻極具吸引力。馬東旭的詩歌就是這個樣子。他的憂鬱不是因為自己被忽略或者是被遮蔽,而是源自他對自身和對普羅民眾的關切與同情。

 

    馬東旭?何許人?據說是出生在豫東;據說是位人們所常說的“80後”;據說……有關他的一切都是來自“據說”。足見我的孤陋寡聞和對中國詩歌界的陌生。讀他的詩總有一種預與其謀面、喝酒、徹夜長談的衝動。沉下來,便有了“既然吃到了蛋又何必非要去認識那只母雞”的淡然。

 

    馬東旭似乎將詩歌奉為一種信仰的表達。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把詩歌僅僅作為了某種表達的“工具”,是他把信仰、情感和詩歌完整地統一了起來。就像降邊嘉措在《凡情與佛心:六世達賴情詩選》的序言中寫到的:“一個詩人寫出的詩作,是客觀存在。但是,不同的人對同一個詩作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從中得出不同的感悟。”詩歌同其它藝術形式一樣都是多解的,並沒有統一的且唯一的標準答案。無論是誰的解讀也只是解讀多樣性的其中之一,僅此而已。任何一個人的解讀都可以視奉為經典,但絕對不能視奉為唯一。如果這樣,那只能被看作是對這個作品“故意而為”地扼殺。那樣,藝術便再也不是“藝術”了。

 

    詩歌裡要有性情、情感和情緒,然後才是形式。廢名先生看中詩歌裡的情緒,並將情緒看作是“詩的內容”。那麼,馬東旭的詩歌所呈現出來的“憂鬱”呢?是不是就可以把這種“憂鬱”看作是他的“詩的(全部)內容”了呢?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他的詩歌的一種氣質。比如,馬東旭的《我試著說出》:“我試著說出東平原,活著的命/ 那麼輕,那麼小,那麼不堪一擊 /一只抱頭嗚咽的蟲子, 一節白骨頭/ 遺落他鄉 ,流出新鮮的血液/ 乾淨的氣息/ 它喊出疼,喊出脈管裡的紅馬,肉裡的林木/ 熄滅,上天不應/ 西風吹涼的肢體,在低處長滿陰霾/ 沒有糧食,陽光和水/ 無人問津它的荒涼,與悲哀/ 被骨頭折斷的/ 眼淚,落向大地,是數不清的塵埃”已經流逝的過去被無情地拋棄在那片被稱作“東平原”的土地上,再也無法說清,就連說出也成為了不可能,只得化作一只蟲子。蟲子為誰而嗚咽?

 

    詩歌緊貼在心靈上,不離不棄,終日廝守,我再也分不清楚詩歌與心靈的面目了。有人說文學是痛苦的。因為它要作者自己訴說自己無法講述的“從前的另一種生活”(參見米萊葉•卡勒-格呂貝爾的《文學的痛苦》)。詩歌呢?是發自心靈最深處的吶喊。喊叫聲自遙遠的心靈傳來,一直來到我的耳鼓,震得我不能自己。“允許他低一些,黯淡一些/ 秋天來了,再允許他凌亂一些/ 一個人遊走於人間,天下是茫然的/ 風吹起時,身子傾向凋零/ 有落花的感覺/ 他沒有馬匹和高粱酒/ 遇到黑夜,抱住落葉,抱住自己的江山/ 設立界碑,圈地為王/ 像宋朝一樣蜷縮/ 附屬於金,不反對割地求和/ 暫且有小國寡民的意識/ 是否心懷天下,借機北伐/ 尚待進一步考察/ 他躺在一個人的漩渦/ 眼睛裡沒有燈紅,也沒有酒綠/ 像南宋隱逸的詞人,設下圈套,或暗語(《睡在路邊的人》)”悲天憫人的往往不是那些政客,而是那些有信仰的清教徒,還有那些藝術家。藝術原本就是為懼畏和信仰而誕生的。而詩歌卻為信仰和懼畏的同時,也為普羅大眾而誕生。

 

    詩歌的“情緒”具有詩人個人“個性”的同時,又具有大眾的“普遍性”。這種“情緒的普遍性”才使得詩歌綿延幾千年而不絕。

 

    有人曾經問過我,寫作,更準確地說文學與生活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係?我答,這是能夠寫一篇大論文的題目了。我只能簡單地說,文學與生活無關。那人愕然。我繼續說,但與生活經驗有著密切的關係。現在我依然這麼認為。

 

    寫作不是完整地照搬所謂的“生活”裡全部的日子,文學的表現需要內心與信仰的提煉。我更看中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和語言完美的統一。我最不看中的就是“故事”。就文學的藝術形式而言,中國的詩歌也許真的走到了前面。走在前面的並不是那些“久負盛名”的詩人們的詩歌,而是那些被邊緣化的、被漠視的、被遮蔽在民間的那些詩人們的詩歌。他們將詩歌看作了一種日常生活當中的必需品,類似於別人的煙、酒、剃鬚刀。馬東旭便把詩歌融入到他日常生活中必需品的範疇範圍之內了。

 

    “別離眾生。修禪/ 要去就去福嚴寺,最古老的/ 一棵銀杏樹上,附於頂端/ 江山如此盛大。我的周圍彙集了青煙/ 白氣。清流,吐納新的天地/ 我背向人生:誦經、念詩、用純樸的/ 低音,與黃雀對弈,共飲一甌清冽 不計較得失,不與螳螂對峙/ 偶爾穿上薄衣,自備的袈裟/ 脫離茂盛的枝葉。穿插於香火/ 由點到面不露山水,像微服的如來/ 遍訪鋒芒的塵世 以大悲咒四面包抄/ 過了中年,佛還在途中。我已不辨 天下的花草、疑塚、甚至罪惡/ 只好仿照古人的氣息,做一片安靜的桃花  直至湘水將我懷柔,不折回人間(《一只福嚴寺的蟬》”是苦修?還是一份難得禪意?也許只有作者知道。這首詩不禁再次讓我想起倉央嘉措來。被後人稱為風流喇嘛的倉央嘉措,他的詩歌被定位為“情詩”,也許他只是為了“入世”來講解佛意吧。馬東旭的這般“超然”、這般“灑脫”地“出世”到底為了什麼。我懷疑那些“據說”是假的,不實的。他真的是常人所說的“80 後”嗎?

 

    馬東旭的詩歌都很短,短得如同一把雪亮的匕首。雪亮的匕首閃爍著的竟是孤獨的冷光。那道冷光映在他的臉上,更加顯現出了他的憂鬱。他在現實與信仰中掙扎。他在現實與超然中掙扎。他渴望得到佛的撫慰,另一只手卻緊緊抓住那片“東平原”不撒手。我彷彿看到了他眼中的迷茫,卻讀不懂他的內心。我似乎看到了他默默轉過去的身影,留下的卻是一道旋轉不停的影子,就在地上。

 

    也許馬東旭只把佛看作了一種哲學。而現實卻被他當作是一種哲學的實踐。但他渴望得到“佛”的某些暗示。

 

    “姐姐,我離開高高的谷物/ 燈火萬家  乘一朵雪蓮,天馬似空,飛抵/ 一遠再遠的唐古拉/ 姐姐,我擠掉體內的毒,惡之花/ 洗淨骨頭,讓一頁頁經文住下/ 喇嘛住下/ 雅魯藏布江住下/ 大片的格桑住下/ 經幡住下/ 青藏高原的梵音,與善良的犛牛住下/ 合上眼睛,化為不再歸來的雲煙/ 漂去的哈達(《姐姐,我去唐古拉》)”與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海子寫的是“現實”與“現實的景象”,而馬東旭的這首詩歌寫的是“未來”與“未來的釋然”。他渴望自己更加“純淨”,再也沒有“現實”的那種“毒”、“惡”,甚至不惜刮骨療毒,從而洗淨骨頭,還原骨頭的潔白與堅硬。他期希著自己能夠幻化成高原上那片深藍色天空中的那朵白雲,自由自在地飄。在人間願意成為一縷聖潔、高貴的哈達。這種心靈自我的洗滌終究是痛苦的。為什麼詩人在這個時候總會想到“姐姐”呢?是姐姐有母親的情懷和與自己有著手足的情意吧。

 

    馬東旭的詩歌寫的很“狠”,有著“後先鋒”的顯著特點——直面。他把一切痛苦的字眼全部擰結在自己幻想的一個空間裡,從而試圖發現現實的背後到底是怎麼回事。讀他的詩歌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鹹澀。這種鹹澀更加凸顯他的孤獨與憂鬱。我希望他的生活中少一些憂鬱。卻真的很喜歡他詩歌中的那種“憂鬱”的氣質。

 

    最後以我的朋友——台灣詩人雨霏的話為結束語吧,願我們共勉,雖然我不會寫詩。她說:人生並非回蕩的頌歌和讚歌。生命的本質常淹沒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口沫裡。所謂的承平大都是脂粉堆砌的餘味。尤其是在面對一個政客群起狂舞的時代,也即面臨一個非詩卻最適合寫詩的時代,詩在困境中轉進,以免自身淪落成頌歌或讚歌。

 

                                                     

                           2010.3 於京東平谷靜心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