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還逗留在越南堤岸,閒來寫寫生活隨筆,剛剛略述越華文壇和近來的文友動態,忽然接獲風笛網絡傳來一則噩耗: 報人馮樹成先生,病逝於加拿大多倫多醫院,享壽七十四歲,時間是十一月二日下午六點。也即是一個月前的事,風笛聞訊已遲。不過,洛杉磯的王倫德文友仍創作了一首悼聯:

 

「大雅云亡,綠水青山誰作主,

        高風仰止,花落啼鳥總傷神。」

 

馮樹成是越華資深報人,越南的華文報紙和越華文壇是相輔相成的,所以越華文友們大都認識,或至少也聽過其名字。

 

馮樹成是最先給我留下印象的一位報人。那是廿世紀五十年代,我讀小學時期開始練習寫作,以萬國晚報的《學燈》版為主要園地,萬國晚報是對開四頁的小報,午後出版,越幣一元一份;外面兩頁是國際新聞與社會消息,裡面兩頁,一邊稱為《萬花筒》的副刊,一邊是專供文藝寫作的《學燈》,天天登場,讓學生與青少年大作文章,非常熱鬧。就是那個時候,我經常見到「本報記者克軌乘」的報導和攝影,因為廣州話讀出是「黑鬼成」,故而特別有印象。

 

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有位朋友介紹我和他認識,倒覺得他不如我想像中的黑鬼」,只見談吐爽朗,滔滔不絕,不似斯文書生的模樣。那時他已離開萬國,不再用「克軌乘」,他說現在是「鶴山人」了。雖然見過面,因當時的戰亂環境,以及種種客觀因素,並沒有成為互相交往的朋友。

 

依稀記得,在戊申戰後的歲暮,碰見到他,他說在新論壇報編【新文壇】版,歡迎我投稿,於是趁著一九六九年的來臨,我拉雜式的寫了篇迎接元旦的文章,發表時題目竟被改成:《由大牌檔談到文藝版》,這是其編輯作風。

 

提起舊日的報人,也勾起我思緒的迴向,想到曾經認識、曾經接觸過的其他報人,一幌數十年,有無限感慨。

 

說起來,接觸較多和影響最大的,是姚景燊。他文質彬彬,書生本色。能認識是因為他住在我的同學李劍虹家裡,我去探訪李就見到他,那時他在越華晚報主編《學海》,知道我喜歡寫作投稿,給予我指導意見,後來該報徵聘記者,我準備應徵,並通知他,希望依靠人事關係容易入圍,誰料姚景新竟苦口婆心的勸我不要入行,他說自由與共產相鬥,夾在中間的報人非常吃虧,標題一字之差,記載稍微出入,隨時有殺身之禍,最好在外圍投稿及特約相助,包管妥當。就憑他一番話,勸阻了我的應徵,直到如今,始終只是個客串的報人。

 

 

 

那時為了入報界,我做足準備,選讀了台灣中華函校的新聞教育科,新聞學、編輯學、採訪學,三課共研。為了如何掌握社論評議,我大膽求見了遠東日報的主筆之一彭勝天,(另一主筆是鄔增厚),他指出該怎樣選擇社論題材,怎樣才能保持國策和報社立場,論調要中肯合理,獲益良多。為了完成指定結業功課,要採訪當地的通訊社,我冒昧致函自由太平洋通訊社,慶幸獲得當時鼎鼎大名的雷震遠神父破例接見,讓人員帶我參觀通訊社的運作。雷震遠神父是西方人,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令我這個「廣府仔」,佩服得五體投地,心想外國人都識講中國國語,自己「唐人」卻不懂,慚愧之至。於是,立即開始讀ㄅㄆㄇ夜校補習班,奠下今日能講普通話的基礎。

 

話說回來,沒有進入報界,還是繼續投稿,時常會接觸到各文藝版編輯。最值得一提是新越晚報《新文藝》版編輯張俊英,他對我寫的兩篇《亦談文壇健將》和《再談文壇健將》,很感興趣,裡面介紹了不少經常寫作的文友。他還發起組織龐大的文友聯歡聚會,讓互不相識的作者有機會見面,攀談,切磋,聯繫。

 

另一個是遠東日報的文藝編輯徐達光,那時是新手上任,剛巧我寫了個短篇故事(如今美名為微型小說)《編輯先生》投去,他以為內容是有所指責,特約我到報社談話,而實在是偶合罷了。當然該文沒有刊出,我改投成功日報,編者漫漫改題為《癥結所在》,並在編餘漫話中提到「老編成主角」,算是對拙作的表態。廿多年後,在西貢解放日報的春節聯歡聚會上,再遇見徐,他居然將過去那段插曲忘得乾乾淨淨。

 

拜訪較多的編輯,應推亞洲日報《青年文藝》版的李永潔,該文藝版有相當水準,稿費不差,文友的作品能刊登出來,都感高興。如今我忘記什麼事了,只知有好幾回因文稿的事和文友前往森舉立人學校拜訪她,不過,招呼我們和攀談最多的,反而是其令尊翁李菊隱校長。

 

地球旋轉不停,人事變化未休,由廿世紀進入廿一世紀,許多東西不復存在,十多家越華報紙的時代也走進歷史,當年的報人則各散東西,前輩的陸續地離開塵世,成為千古,也就不算意外.但回溯往昔,內心不免唏噓難過!

 

 

      稿於越南堤岸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