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儒家文化在全球的興起

未來的歷史學家很可能這樣描述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在經歷二十年快速發展經濟後，中國的整體國力快速上升。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中國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等各方面都已成為國際的焦點。在新千禧的第五年，世界各國更掀起一片铺天蓋地的中國熱”。的確，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熱，必將是世界史上重要的一筆。而且，這股滾滾而來的熱潮，現在僅是剛剛開始。在全世界的人們都在討論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是世界改變了中國還是中國改變了世界等等熱門話題時，大家所關注的話題大多圍繞在中國的經濟如何如何，中國的政制如何如何，中國的軍力如何如何等。對於中國的崛起，也有種種的猜忌和憂慮。這些猜疑和憂慮，在很大的成份上，緣於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的不暸解。在全球一片中國熱之際，我們亦可看到它還只是表層的東西。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持續增長，中國熱的溫度會繼續升高，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大。探討中華文化對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影響，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話題。

首先，我們必需搞清楚中國文化是什麼？什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內容？什麼是中國文化的歷史和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是什麼？等等。當今中國的文化現象正處於一片混亂不明的狀態。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由於歷史的封建封閉政策而造成國運衰落，外強得以侵犯，中華民族遭受近二百年的欺侮和苦難。在落後挨打的窮困中，中國開始向西方列強學習，引進科學民主救中國的理念。在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等種種西方思想和路線之爭鬥下，衍生出國共兩黨，最後爆發內戰，造成半世紀來兩岸分裂的現狀。直到最近，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率領代表團訪問大陸，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先生會面相聚，此情此境，正是：歷盡千劫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什麼，讓敵對六十年的雙方可以在笑談中，將歷史的恩怨化解得如煙消雲散？除了外表的政治因素和時間的溶化劑，最重要的，是有更深層的文化因素。

中國文化講的是仁義寬恕的傳統。而這種傳統可追溯至三皇五帝的時代，已有七千年的歷史和傳承。中國文化自伏羲一劃開天，創立陰陽八卦以明究天地自然之理，經歷三皇伏羲、神農、軒轅的開創，以及五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的承繼，文明大備，社稷安定，百姓和樂，更出現史上最為和諧的社會，即歷世所稱頌的「堯天舜日」。這些中國歷史上的有道聖王，皆以修身為本，施行仁政德治，成為萬世典範。而這種道德文化傳統，又由夏商周三代繼承與發揚。到了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時期，周王室衰落，孔夫子眼見周文王和周公所建立的禮樂制度已遭崩壞，故而重新整理周禮，總結和承繼古聖王的道德文化傳統，杏壇立教，闡發儒家真理。孔子承上啟下，完備中華文化的正宗思想，開啟之後二千年以儒家倫理治國的傳統。中國儒家文化並對東亞鄰邦和東南亞各國的社會和文明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響和作用，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的儒家文化圈。故此，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歷史傳統和中心內容，這是不可置否的，捨此而論中國文化必然是空洞的。當全世界的人們把目光注向中國，並且想多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的時候，當西方的學者紛紛開始研究、學習中國儒家文化的時候，一些中國人仍然搞不清楚自己文化的根本和核心，甚至否定自己固有的文化傳承與傳統，還在盲目批判儒家思想文化，不是顯得有點荒謬嗎？

為什麼西方有識之士要學習中國的儒家文化思想？到底儒家思想是保守落後的還是先進的文化？儒家文化對現代人類社會有否積極的作用？西方文明以自由、民主、法治為崇高的「普世價值」。然而，美歐這種普世價值在全球的推行，始終有點一廂情願，並且常被詬為雙重標準。這是因為西方文明的終極點是個體利益而非整體利益，如自由所強調的是個人的自由，民主也是強調個人的權利而不是以整體全民的利益為主（除非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是一致的），人權所強調的也是個體的權益。西方文明建立在極端個人主義之基礎上，造成西方文明體制中以競爭、鬥爭甚至戰爭為發展手段的結果，以及社會不能和諧的宿命。個人主義或個體主義的弊端，體現在家庭倫理上破壞了家庭的人倫關係，父母子女講求自由平等，整個社會以金錢而不是義務為重點。過度強調的獨立自主，雖然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似有積極的一面，但是卻令人類本性中的孝性受到扭曲和傷害，人性本具的孝德和悌德受到無情的壓制扭曲和掩蓋，有違天倫和人性。在社會人際上，人與人之間自然形成一種競爭的緊張關係，由個人利益的競爭到團體利益的競爭，由利益團體的競爭到黨派利益的鬥爭，由國內黨派之間的鬥爭到國際間國與國為了本國利益的戰爭，我們可以在歷史進程和現今世界中看到無數這樣的事例。這是西方文明以個體主義為基礎而產生的必然結果。

一言以蔽之，個體主義就是「天下為私」，在個人和家庭的層面體現的是個人的利益，在黨派的層面體現的是黨派的利益，在社會層面體現的是集團的利益，在國際的層面上體現的是國家的利益。故美國言必稱“American Interest”（美國利益），保護美國利益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若果為了本國利益，而用軍事手段侵略他國領土，用經濟手段控制他國資源，用政變手段改變他國政局等等，這一切難道沒有侵犯他國及其人民的利益嗎？在一個講求公平正義合理的社會，除了個體私益外，必須要有一個整體公益的存在。任何個體利益，需要服從整體利益；而任何個體利益，不能傷害另一個體的利益。在國家的治理上，西方以法治來平衡個體利益的衝突和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然而這套方法在國際上卻毫無用處。聯合國的憲法以及其它國際機構所制訂的國際法律不能真正平等公正地在國際上實施，超級大國可以毫不理會與遵從國際法，國際社會仍然停留在以武力話事以及以大欺小和以強凌弱的野蠻狀態。武力超強者可以稱王稱霸，可以違法亂紀而眾人無可奈何。國際社會上也不存在一個明確的國際整體公益（更遑論「天下為公」的崇高思想），沒有一個各國公認而共同維護的國際公益，就難以建立一個制衡各國衝突的國際公義。沒有國際公義，就沒有公正平等合理的國際秩序。沒有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天下就陷入一種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這正是當今天下的寫照。

這種混亂的狀態，與二千多年前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有著似曾相識之處。春秋戰國時期的天下，群雄爭霸，國與國之間崇尚武力，合縱連橫，各諸侯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存亡而不擇手段，妄顧道義。那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的黑暗期之一。然而，這個時期，也產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最眾多的學說。奠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老子、孔子、孟子等聖賢人物，以及莊子、孫子、墨子、荀子等各派大師的湧現，呈現出一片百家爭鳴的思想盛況。當時思想言論非常自由，人民可以自由往來各國之間，無需簽証和文件，貿易自由而沒有什麼禁制，甚至可以自由選擇在他國出仕為官。這種自由度，也許比現代所謂的文明世界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春秋戰國時期的武力爭霸，戰爭吞並，合縱連橫，趨利忘義，以及法制治國，自由市場等，與十六世紀以來西方稱霸主導世界的霸權主義、軍事擴張，外交結盟等，有著很多的相似。而西方的法治思想與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中國法家思想更尤如一脈相承。

法家認為民性頑劣，難以教化。必須制定法典律條，以管理規範百姓，對觸犯國家法律者施以刑罰。法家把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都看成是一種利害關係，一種雙方計較利益而進行的買賣關係，甚至把君臣之間關係，乃至父母與子女間的天倫關係，也說成是計較利益的買賣關係。這種狹隘的功利主義思想，與西方自利的個體主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法家師承荀子的性惡論，認為人以情識慾念驅使其思想與行為，故只要順其人性，以法制施以利害，人民則可循規蹈矩，動亂可以防範與制止。所謂亂世用重典，法家的治國方針，對亂世的整頓和平定或有其速效。但法家所強調的乃智術權謀，可緩一時之急用，而不能作萬世之安邦久治。道德與法制應是相輔而行、互為補充的兩大治國方法。而道德的教化和法治的推行又要以社會的文化教養為基礎。古今中西的法家們大多是法治至上主義者，他們否定或忽略了文化與道德的作用，傾向崇力尚武，認為法治可以解決一切，這顯然是一種片面的“任力不任德”的崇尚暴力思想。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故而，只強調法治而沒有道德禮樂教化的社會，民眾為圖免刑制而學會一切趨利避凶之法，漸而變得失去羞恥之心，人格素質愈趨低落，社會必然產生病態及諸種弊端，不可能達致和諧。所以，早在千百年前，中國的聖賢們已看到了這個道理，建立起「以德治國」的儒家政治傳統體制。《論語•為政》裡，孔夫子曾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歷史以來，朝代更替，君王不敢有違仁政德治之大方針，雖然歷經戰亂，而能重振國運，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得以延續和保留至今。而以德政仁治，不但令中國數千年延續文明鼎盛，國運隆昌，更如北辰拱照，成為東亞文明的根源和中心，形成世界歷史文明中儒家文化的社會系統。

回顧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多是施行或接近「以德治國」理念的。德政使人民心誠悅服，國家自然興旺，社稷得以長治久安。相反，暴政則引發人民的不平憤怨，天下陷入動亂，故暴政不可能長久，必以滅亡為收場。中外歷史上，以暴政亡國的例子數不枚舉。僅維持了十六年的秦帝國的滅亡，或許能提供給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個反思。秦國起用法家人物商鞅的變法而強大，到秦皇嬴政時重用另一個大法家李斯為宰相，驅強兵征服六國，統一華夏，建立軍事無比強大的帝國。然而，為甚麼一個如此強大的大帝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快速地走向滅亡呢？秦國因法家而強大，也因法家而衰敗。秦帝國的滅亡，証明了法家治國的失敗。法家否定孟子的人性本善，只看到並且強調人性的陰暗面，是對人性的歧視，更是逆反了人性的自然。純粹的法治社會，不重視提升人的精神素質和修養，卻制訂紛繁複雜的法律來約束和刑罰人民。若法律太過苛刻，刑律太過苛重，將會形成暴虐。法制若掌控在暴君或小人手裡，則更容易走向暴政，引致滅亡。

西方自航海時代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以後，開始海外的殖民掠奪以至全球爭霸。歐美西方諸國為了利益進行侵佔、掠奪、奴役、驅逐、屠殺等等毫無人道的殖民地政策，侵略、霸佔、殖民了整個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澳洲、印度和東南亞等亞洲大部份國家和地區。中國也經歷了明末清初時荷蘭侵佔台灣，清朝時期沙俄侵吞西伯利亞15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英帝國輸入鴉片荼害中國人而引發鴉片戰爭及割讓香港，萄葡牙霸佔澳門，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而割讓台灣，英美日俄法德奧意「八國聯軍」入侵等喪權辱國的劫難。現代第三世界的很多國家在六十年前二戰結束後才脫離西方強權的魔掌而紛紛獨立，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些受到西方列強壓榨奴役的第三世界各國人民還沒有復元以及喘過氣來，又受到美國與歐洲強國繼續以經濟、軍事、政治等手段的控制和剝削。難怪有不少正義的西方學者痛恨地批評五百年來西方掌控世界的歷史是一部醜陋罪惡的歷史，是對人類整體的侮辱和踐踏，是人類歷史上的污點。

人們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確實，若將世事放在歷史這面大鏡子前照一照，往往也許能給人們一點啟示。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長達五百多年。在戰國末期，出現一個強大的秦國，最後以武力打敗六國，統一天下，建立了空前強大的秦帝國。西方自哥倫布航海以來稱霸世界，到今天的二十一世紀亦是五百余年；而當今世界超級強權的美國，似乎也有秦帝國的影子。這是歷史的巧合？秦帝國很快就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漢朝。漢朝復興中國儒家的文化正統，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重新提出效法周孔之禮，以制訂國家典章，將德治仁政視為國家長治久安的大略，創建大漢文明盛世，延續中華禮儀之邦傳統，開啟中國以後的二千年以儒家倫理治國的歷史。

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當然在很多方面不可能與二千多年前短命的秦帝國相提並論，更不可能像秦帝國一樣消亡。然而，物極必反，強極必衰，這是事物的必然定律。近年來，當西方學者紛紛批評美國的霸權主義而稱之為「美帝國」或「美利堅王朝」時，就已預告了它必像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和帝國的命運一樣，會有衰落頹敗的一天。今天的美國，在國內外都存在很多嚴峻的問題。美國的軍事武力雖然在前蘇聯解體之後而成為唯一獨大的超強，但是，美國的經濟卻已步向下坡。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在國際的聲譽每況愈下，全球不斷出現反美浪潮。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和角色，已受到嚴重的傷害與動搖。在美國國內，因為經濟不景，失業率高攀不下，人民生活素質已有下降的跡像。海外用兵，更令空虛的國庫加速超支，增加財政赤字的嚴重。由於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心理，令美國的首都與各大城市，機場與各大機構，以至全國各地，戒備森嚴，神經兮兮，草木皆兵。最近兩屆的總統大選更造成紅藍對立，國民撕裂兩半。醫藥界、法律界、保險業、能源業等各行各業醜聞頻起、爭端不息。整個社會動蕩不定，人心惶恐難以安寧，美國夢漸漸破滅。美國一直以來所自傲與標榜的自由民主人權，在國家安全的大旗下、在反恐戰爭的口號下、以及在利益集團的操縱下，已然黯然褪色，迅速失去了原來的光環。

此消彼長的是，在美國的國運正在消弱的時候，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國策主導下，全力發展經濟的成果不但令世界驚嘆，而且中國僅以二十年的時光，就追補回二百年的落後。新千禧以來，中國整體國勢更呈冉冉上升，大有氣勢如虹之象。中國的崛起，已成為二十一世紀一個不可阻擋的事實。西方媒體將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和二十世紀的美國，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作比較。更有專家預言中國將在二十年之後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不管這些學者或專家如何去作比較和預測，中美之間的消長趨勢已是一個數之所在的必然。而這個趨勢，預示著中國儒家文化在全球的興起和西方文化的退落，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定數。

美國當代學者杭寧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九十年代著名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章裡，預告未來國際間的衝突將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九一一恐怖事件，美國對中東用兵，已被視為西方基督教文明與回教伊斯蘭文明的嚴重衝突與對抗。其實，西方與阿拉伯世界的文明衝突已有千年歷史，並非什麼新事。然而，怨怨相報何時了？這一對來自共同祖先亞伯拉罕（Abraham）的宗教弟兄，是否有可能像中國的國共兄弟一樣化干戈為玉帛，化解其千年的恩怨仇恨呢？杭寧頓大概看到西方文明與其它文明衝突的必然性，卻似乎不瞭解東方儒家文明可以化解與避免衝突的中和力量。在當今世界三大主要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東方儒家文明中，只有以中庸平和之道為本體的儒家文明，才是可以化解當今世界文明衝突的唯一靈丹妙方。

天下久亂思定，民心所向亦如是。儒家早已奠定一套完備的修身、齊家、治國、天下平的思想方案。儒家文明是當代全球文明體系中歷史最悠久的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獨一無二地延續至今的文明奇跡。七千年前，是儒家文明的創始時代，伏羲氏觀天察地，格物致知，意誠心正，達通天人自然至理，此可謂儒家文明的“修身”期。五千年前，炎黃二帝結盟，統一華夏各部落，組成中華民族大家庭，此是儒家文明的“齊家”之時。三千年前，周公制禮定樂，教化人民，施行仁政德治；春秋時孔子將周禮發揚光大，正式奠定儒家思想體系，並成為二千年中國歷代王朝治國的理論基礎，這可謂儒家文明的“治國”階段。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千禧年代，儒家文明因應世界的需要，必然將進入“天下平”的新境界。

（美國《乾坤》雙月刊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