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刻薄的喬」1929-1935

       史迪威在1929年七月加入班寕堡的步兵學校(Infantry School at Fort Benning) ，擔任戰術部門(Tactical Section)的導師，指導學員在實地交戰時如何當機立斷，掌握主動權。戰術是學校的主要課程，著重反應能力勝於行動的正確性。史迪威主張簡化課程。塔奇曼對此曾概括地說：「他能夠集中軍力，善用戰術，爭取主動，攻其不備」。

       史廸威將課堂上授課的責任交托其他導師，喜歡親自督導課堂以外之實習。史迪威認為指揮官與下屬或士兵對戰場的實際環境持有不同的觀點。且看他在日後是否仍會堅持這個看法。史迪威不時強調在決定行動之前必須對地理環境作出評估。對這一觀點我們日後也會重新分析。

      「班寧堡是個松樹遍野，密可蔽天的地區。由於視野模糊，野戰部隊只能使用迫擊炮向敵方前線發射，以此解決叢林的障礙......這和緬甸的地理環境相似」，塔奇曼曾經將模擬與實際戰場作出這樣的比較，並加以評估。其實班寧堡的松林與緬甸的雨林截然不同。前者一片平坦，後者崎嶇不平。兩地的氣溫、濕度、動植物及自然生態也分別很大。任何比較都顯得毫無意義。史迪威不可能犯下這種錯誤。果真如此，那塔奇曼便必須負上這個疏忽之責。除此之外，史迪威也說：「不能隨便假設，必須實地觀察」。我們且看史迪威是否言行一致。

       史迪威在班寧堡任職一年之後，馬歇爾讚譽他是個傑出的教官，當得起戰爭或太平時期的將領，高瞻遠矚，精明能幹，老練機智。曾遭受史迪威譏諷的同僚，利用漫畫描述他爬出醋缸時狼狽不堪的醜態作為反擊。史迪威從此獲得「刻薄的喬」的代號。他將漫畫複印寄給他的朋友們。塔奇曼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毋庸置疑，醋的酸性可侵蝕理性思維，使人變得刻薄，卻被幽默及人性之善淡化了。」史迪威的性格被視為兩者兼備，他對此亦毫無異議。

      「在日記中史迪威曾經透露自己是個喜怒無常，缺乏耐性、糊塗、沉默寡言、狂妄，令人難以接受、褻瀆神明、庸俗......的一個人。」塔奇曼對此另有補充：「從他內心深處及過往的表現，史迪威對有錢人不但持有偏見並不屑為伍。」當談到不同族裔的人時他往往出言不遜，貶義連篇；他對馬兒也沒有好感，甚至厭惡。其實史迪威具有「厭世」的傾向，但很少人察覺出這種潛在的病徵。

       史迪威組織業餘戲劇表演，舉辦選美會，打網球，練習越野徒步跑及打手球，作為強身健體的活動。他喜歡和家人相處在一起，與妻子的性格十分接近。史迪威習慣寫日記，連夢境也記下來，他的日記因此遠近皆知。史迪威對學生評分甚嚴，引來反感，學生曾多次要求校方將他革職。

       在1929年舉辦的「東方人心理研討」課程中，史迪威向學生說： 「不可期待中國人對事物的反應會和西方人一致，因為他們遠離西方文明已超過很多個世紀,在不同環境及生活條件下衍生出他們獨特的文明......中國人的性格普遍傾向保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他曾經多次討論到中國人的「面子」問題，可知他和蔣介石之間的誤會並非出自對中國人的無知，而是明知故犯造成的。中國人重視尊嚴，他卻罔顧這個忌諱，化友為敵。他說：和中國人打交道，千萬不要損害他們的「面子」，除非你故意羞辱他們或不介意和他們交惡。

       史迪威曾嘗試改變自己對新成立的中國政府的看法，預見中國能夠實現它的現代化計劃，並徹底發揮它的潛力。史迪威的預測看來十分正確，在內憂外患清除後，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曾不斷快速發展國民經濟，將六億人從貧窮線下提升起來，贏得世界的讚美。

       在1931年九月十八日，在滿洲集結的日本關東軍誣陷中國衛隊襲擊鐵路，侵佔瀋陽(Mukden) 。在事件發生之前兩年(1929) ，蔣介石獲得張學良小帥的支援，曾計劃奪回滿洲中國東部鐵路的控制權。蘇聯人立即起來反對。日本擴張主義份子對蘇聯染指滿洲的野心迅速反應，偽造事端作為藉口，未得到東京的同意便將瀋陽控制在手裡。

       蔣介石當時忙於對付共產黨的騷擾及長江流域的水患，兼顧不暇。他建議張學良盡量避免與日軍發生正面衝突，依賴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簽署的九國條約，保證中國領土完整及不受日本侵略的損害。塔奇曼對蔣介石這項決定的解讀完全錯誤：「蔣以和為貴，必須優先考慮，可把社會及政治改革壓後，並對入侵者採取不抵抗的政䇿...... 」她完全忘記了美國總統曾經簽署的條約，及忽視美國政府沒有執行條約保護中國領土完整的責任。反過來她卻高度評估，西方列強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的十七個月曾依據「利頓報告」(Lytton Report)出面調解中日之爭端......雖然以讓步換取到短暫的和平，但摧毀了國際聯盟的聲望，誘發更大野心，埋下世界大戰的禍根。

       根據華盛頓條約，中國為避免與日本開戰，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向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提出申訴。在十月二十四日國聯決議要求日本在十一月十六日之前撤軍。日本卻充耳不聞。在十一月二十日，國民黨政府為解決此事而召開會議，但得不到孫逸仙的兒子孫科(Sun Fo)及汪精衛集團的支持，而且強迫蔣介石於十二月十五日下台。

       美國政府事後聲明不承認由滿洲日本勢力主導成立的政權。美國的反應僅此而已!國聯委派利頓伯爵(Earl of Lytton)率領調查團在1932年一月十四日到達上海進行調查，此乃事件發生後的四個月。調查工作在十個月後完成，於十月二日發表「利頓報告」，控告日本製造事端並將解決爭端拖延，聲明不接受滿洲國(Manchukuo)為一合法獨立國。日本視該報告為一張不具約束力的廢紙，並於1933年脫離國聯。

       塔奇曼一直批評蔣介石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將清除共產黨放在首位，忽視其他要務。果真如此，試問在1931至1933年期間在中國發生的政治及軍事糾紛是由誰負責平息呢？蔣介石一面要與各派軍閥周旋，一面又須解決國民黨反動勢力在廣州成立的政權的困擾。黨內反對派要求他辭職，他也無可奈何，迅速遵從。

       在同一期間，英國和美國也遭受經濟大蕭條的影響，社會不安，美國正在舉行總統大選，面對權力更換的重要時刻。美國國會與威爾遜總統對國聯的功能意見紛歧，堅持不下。著名英國歷史學家泰勒(A. J. P. Taylor)認為國會更能洞悉局勢，比總統高瞻遠矚，而且略勝一籌：「國聯在首次受到嚴重挑戰之後便潰不成軍，無奈向壓力屈服。」西方列強及美國除了要求日本撤軍之外，便無所作為，中國軍閥對日本的侵略也無能為力，孫科和汪精衛集團對敵人的任意妄為噤若寒蟬，只由蔣介石獨力處理，其中是非還須多說嗎？

       「九一八」事件對中國實在影響深遠。猶如廢紙的國際條約及軟弱無能的國際執行人，不斷內鬥的中國軍閥，形同虛設的廣州國民政府，助長了日本的野心，在奪取滿洲之後仍渴望控制更多中國的領土。由美國提出並得到國聯接受的史㓅生主義(The Stimson Doctrine of Non-Recognition) ，拒絕承認以武力奪得的領土主權。日本對這份國際文件也當作廢紙一般看待，沒有將它放在心頭。

       史迪威在班寧堡的任務到1933年五月終止，兒子小約瑟夫在同一時間由西點軍校畢業。史迪威接到羅斯福總統的緊急號召，必須及時向民間資源保護隊伍報到，沒法分身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被迫因公忘私使他大為反感，在日記裡抱怨說：「我對官僚制度的憤恨無以復加！」他被調派到聖地牙哥(San Diego)去，擔任後備軍官的培訓課程。1934年美國的經濟大蕭條仍未改善，史迪威在此期間在加州卡梅爾(Carmel)興建房子作為退休後的居所，打算領取軍隊發放的退休金，再找份教職作補助，過些休閒的退休生活。正當進行這個計劃時，一個駐守中國武官(military attache)的職位突然出現空缺，需要填補。外派人員可獲得津貼，其他條件也比前優厚。史迪威欣然接受。

       在1934年蔣介石手下擁有曾受德國訓練的七十萬大兵，和共產黨僅有十六萬人的部隊對抗。這是國民黨政府圍剿共產黨「土匪」的第五次行動。共產黨的殘餘部隊大約有九萬至十萬人，從中國中部向西撤退，繞道而行直至陝山省(Shaanxi)的延安(Yan'an)才停下來，並以此作為最後據點。這便是共產黨革命歷史所記載之「二萬五千里長征」。毛澤東(Mao Zedong)在這次大撤退中趁機崛起，成為餘下大約九千共產黨員的首領。

       蔣介石被指控在這次剿共行動中將無數農民殺害，破壞土地，燒燬民房，驅逐人畜，荒廢耕地，造成廢墟，屍橫遍野。被國民黨槍決及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無法估計，均算入蔣介石的罪行紀錄中。塔奇曼這此描述並非前所未聞或空前絕後，只要看看三十五年後美軍在越南進行的軍事行動，便知道歷史悲劇一直在地球上重演。難道美國人沒有接受蔣介石過失的教訓嗎?

       在1935年史迪威經海路前往中國赴任，途中受到塔奇曼的稱讚。她認為史迪威能正確預測日本會首先拿下蒙古及滿洲作為防止蘇聯入侵中國的緩衝區，會讓上海保持現狀，使租界經濟不受影響，也使日本受惠。他預測西方列強軟弱無能，缺乏對抗日本的實力與信心。塔奇曼形容這段日子是利用讓步求和的政策來維持的，即後來歷史上統稱的綏靖時代(Appeasement Era)。

       難道綏靖政策不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已經開始實施了嗎？國聯依賴的利頓報告是否綏靖政策之一呢？在1934年，墨索里尼(Mussolini)舉兵侵犯埃塞俄比亞(Ethiopia) ，海爾.塞垃西皇帝(Emperor Haile Selassie)親自前往日內瓦大會(Geneve Assembly)求助。國聯要求雙方和解，但義大利軍隊繼續前進。

        在1936年三月，希特勒(Hitler)揮軍攻打萊茵蘭(Rhineland) ，事發前英國和法國均沒有對德國作出任何挑釁行為。這兩宗世界大事都發生在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公開宣佈希特勒在1938年九月三十日在慕尼黑(Munich)簽署的條約之前，承擔維持世界和平及互不動武的承諾。言猶在耳，綏靖政策已成為征服鄰國的手段。在此之前希特勒也巧用德奧(Anschluss in Austria)同一祖宗的謊言麻醉了奧利地人民的神經，不費一兵一卒將兩國合併。這些詭計也會使捷克(Czechoslovakia)成為希特勒的囊中物，猶如行動前的最後通牒。如果要追索歷史，「九一八」事件便是綏靖時代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