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老港正傳」

１．
一部紀念香港回歸大陸10年的電影。時間從1967跨越至2007，裡頭大量混雜了兩地的文化符號，刻意營造合諧的氛圍。不乏當地論者指出，片子中對於特定歷史事件的避重就輕，且太過政治正確，甚至於獻媚姿態。

以上，我不想歸咎為回歸後看不見的政治壓力，或言論空間窄化之問題，對於香港，我的偏見是，不宜把理想藝術之類等語加諸在這個講求效率、實際、速度的彈丸小島，借用忠仔的臺詞就是：「做人啊已架，你以為做戲咩？」

一如某期的《誠品好讀》，陳果在訪問裡直白：「以前香港的電影可賣至南韓東南亞，可惜這些地區現在都有了自己的電影業，香港的市場太小，唯有進軍大陸。然而大陸的意識形態異於香港，我們可接受的電影不代表內地官方會同樣地接受，製作人唯有自行迴避。」所以，當導演比把關者早一步考慮作品外的利益、趣味、意識形態，就已經決定了它的質地。

２．
大概也是以上的原因，對於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扞挌，處理得相當細膩，增加了電影的可觀性。

左向港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左派。相信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嚴守本分，處處替人著想，把物品寄往大陸親友，積蓄讓友人兒子出國留學，這是他實踐的方式，卻不曾思索「口號」的可行性問題，因此在現實生活的兌現功能上，在經濟實利的氛圍中，反而暴露出他信仰的空洞，以及他的無能。

為此受苦的是他兒子忠仔，成了左右擺盪的尷尬人物，他的養成背景在英殖民地的香港，處處碰壁；在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又趕不上腳步。像一隻無頭蒼蠅，橫衝直撞，苦於找不到出口，而落入隨風起舞的迷陣。

當然還有他的妻子。一生依順著先生的政治信仰，待人極大方慷慨，樂觀且從無怨言。直至鄰居一一搬離天台，她下了決心：「我要買樓」，也不為難先生，自個當清潔女工，臨死前夕和先生嘔氣了，終於說出心底的話：

「我今天一早洗衣服、晾衣服、做早餐。
那洗衣機壞了半年，我每次跟你說，你就「噢」一聲，沒理會。
煤氣工人扛煤氣上來，走到三樓，說扭傷腳，我幾十歲的人要幫他抬上來。
抬了上來，我真的累得不想做飯。
我望著那塊豬肉，想起你整天去工會幫人熬湯。
三十年了，日夜辛勞。
三十年了，我已經沒有力氣，換成是你，你行嗎？」

不行。「右派」家庭成長的阿敏，美國留學回來，她和忠仔青梅竹馬，喜歡他，卻始終退守在安全的界線後；忠仔因為自卑，也不敢表白，生活那麼粗暴，不得不失去溫柔的能力。一回兩人灰頭土臉的偶遇，他瞥見她手背的舊痕，握著要瞧，她抽了回來，那是生存艱難的證據，對方又在浮沉中，就沒什麼好說了。兩人兜兜轉轉了十七年，終於忠仔事業穩定下來，這段情感才有了笑、神諭和目標。

３．
請忍耐我掉掉書袋。

李銳的＜黑白──行走的群山＞寫一對知青夫婦，「內心深處覺得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是為自己這樣的人而發動的」，是以意氣風發的下了鄉，在荒山吃盡苦頭，待一切事過境遷，青春老去，理想逐漸幻滅，日常的磨難卻一日一日延續，「我是想不通咱們到底幹了什麼，咱們到底算是什麼？」終於雙雙服毒自盡。

又或者＜北京有個金太陽＞，村廟裡的革命教師，總覺得自己和為生活苦幹的鄉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一心一意想到天安門，後自導自演了一場戲，終於被銬到城裡去，他期待著公審大會，卻無人搭理，白白關了（無人探問他也不提的）八年，出來後釋放證沒寫有罪，也沒證明無罪，單只紀錄了入獄和釋放時間。

讓我斷章取義以王小波的《思維的樂趣》來做小結：「西方人的兒女，可能會吸毒、婚姻可能會破裂，總不會早上吃兩片白薯干，中午吃兩片白薯干，晚上再吃兩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的擔子，推一天的重車！從孔孟到如今，中國哲學家從來不挑擔、不推車，所以他們的智慧從不考慮降低肉體的痛苦，專門營造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理論。」

4．
再說＜老港正傳＞處處流露的媚態，雖然我不支持為了「崇高口號」而無意義無價值的受苦，如左向港，一輩子住在冷暖自知的天台，還得靠「外在的不穩定因素」（他人的回報）才得過有點尊嚴的老年日子。但我同樣不認同，為了眼下的好處而吞吐其辭，製造似真的一片繁榮假象，趨炎附勢說出來的話，也是另一形式的口號，催眠大眾的「現象」和「理念」一樣都是「謊言」。

我總以為，所有的藝術都屬於個人而卑微，不能為歷史照相，更無法替社會代言，道德、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皆與創作無涉。

走路上北京的光明出路，真是此片諸多缺失中的最大敗筆了。

                             2007.9.16花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