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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恩浩蕩 紀念越南教師節（11/20）
陳怡祥老師（中）和他子女
我的第二故鄉“鳳凰花之城”位於旭陽升起的東海岸，卻迎接最後的一絲晨曦。1954年，越南北方解放，但海防屬於“300天接管區”，到1955年5月，法國人才移交給革命政府。 我所就讀的“海防華僑中學”（簡稱“僑中”）的教師幾乎南遷一空。有鑒於當時北方百廢待興，萬難中，中國政府欣然予以接管，不僅委派校長、教導主任，還派來幾乎全部師資，我們的學業才不致中斷。 我就是在這樣純粹的“中國”環境中成長，使用的教學語言是中國普通話和簡體字，學的是中國的歷史、地理。中國那邊“鋼鐵掛帥”，我們這邊也就傻乎乎地撿廢鐵、建土高爐……但中國老師向我們灌輸的要珍重中越友誼、把越南看作第二故鄉，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大國沙文主義。
當我正念初中三時，忽然接到班主任的通知，將有新老師接手語文課。中國老師實行的是輪班制，新舊老師交替是家常便飯，每位老師都非常盡責，因此這個“熱門”消息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新任老師個子不高，皮膚黝黑，聲音洪亮，一雙眼睛親切而炯炯有神。上第一堂課時，他自我介紹名叫陳怡祥，是緬甸歸僑。儘管師生第一次見面，但陳老師能準確地叫上每一個同學的名字，連班裏最調皮的同學也不得不由衷佩服：“真了不起，他好像未卜先知“。 陳老師講課的特點是繪聲繪色，精彩極了，簡直是在演戲。他抑揚頓挫地朗誦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劉和珍君”時，使即使對文學毫無興趣的同學也深深受到感染，我至今還能背上其中幾段以及那首沉痛的“關於長夜過春時……“。他講歐陽修的“醉翁亭記”是大家都沉醉在“環滁皆山也……“的藝術境界，下課的鐘聲響了而不自知。 陳老師的教學是一絲不苟，給我們傳授的是“鮮明、準確、生動”的漢語，就像眼睛裏滲不得一粒沙子。首先，老師堅決取締越式倒置漢語或把廣東話帶進書面語言。當地有種一人推一人拉的木頭車，大家都習慣叫做“牛車”， 老師糾正，一定要叫做“板車”。作文時老師要求句號是個圓圈，要佔一格，不能畫一點；寫了十個錯別字就打2分（當時實行五分制，2分為不及格），絕不通融。
有一次，吳權中學下了戰書，單挑足球。眾所周知，僑中的男女田徑隊、體操隊、兵乓球隊、籃球隊都是北方強隊；中學級別，則更是“打遍北方無敵手”，我們班的藍、排球隊足可應付越校的校隊。友校的挑戰，真是刺中了軟肋，我們校隊林林總總，就是沒有足球隊，教體育的鄧文光老師對足球不諳熟。於是陳怡祥老師自告奮勇，出面組織校隊。他公佈了校隊條例、隊員甄選標準，報名也不乏其人。準備了球鞋、球衣，短時間內像模像樣的足球隊組織起來了。倉促應戰，我隊雖然以0比2百倍，但足球隊完成了從無到有的轉變。
在數學中尋找自己的天地，認為只有數學才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無聲的音樂”、“無色的繪畫”，數學王子高斯才是我的偶像。對語文課，我是應付交差，雖然偶爾也寫寫詩，但談不上什麼愛好。 僑中當時向國內看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勤工儉學“運動，學校農場、機器車間、土高爐、木工廠，都辦得有聲有色。雖然生產不了多少東西，但為以後僑中成了全越南北方勞動辦校的一面旗幟奠定了基礎。 為了歌頌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我為學校黑板報寫了一首詩，題為“那是什麼？“。年代久遠，我只記得其中有一段： 那是什麼？ 黑壓壓的一群， 像天上聚攏來的烏雲， 原來是僑中的勞動大軍。 …… 陳老師讀後，認為是在勞動中湧現的新事物，給予全校表揚，並在當地華文報紙“新越華報”發表，成了我在報章上發表的處女作。 這雖然是小事一樁，但激發了我對文學的巨大熱情。老師博學多才，在他的指引下，我如饑似渴地閱讀了中外大批古典著作，學校豐富的藏書完全可以滿足我的知識需求。以我當時的年紀和社會涉歷，讀熱鬧的『三國』、『水滸』還可以， 讀『紅樓夢』，那可讀不下。老師就指導我們先讀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再讀『紅樓夢』，也就讀得八八九九。我十分喜愛舊俄作家，如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當讀到列夫·托爾斯泰作品時，老師知道我按部就班，由易到難，先讀『復活』，再讀『安娜·卡列尼娜』，最後才是『戰爭與和平“。 隨後是越地烽火四起，我顛沛流離，數十年沒有使用中文了。改革開放伊始，和臺灣人交接，我不僅能使用流暢的普通話，還得到臺灣朋友評價“國學根基深厚”。我承恩師之賜多矣。
陳老師，您是公派出國的“專家”，應該享受該稱謂的應有待遇，但您和其他的老師一樣，都默默在講臺上勞碌耕耘，吃的是簡陋食堂的大鍋飯，穿的是沾滿粉筆灰的中山裝。您諄諄教誨，希望的是年輕一代成蔭成林。 我高二那一年，老師奉調回國。半個世紀過去，我都沒有和您聯絡，只聽聞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您曾在中緬邊界聯合勘探委員會擔任中方代表。最近在網上得知您以77高齡，依然硬朗，寓居北京，得到僑委高層的禮遇，但我多方設法，還是聯繫不上。趁著越南教師節（11/20），我希望這篇文章能見報，作為獻給您的一束節日的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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