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萬億美元的外幣存款所想起的
在CCTV4為
26年能儲備萬億美元大力叫好以及我亦為此歡呼的同時，禁不住勾起我諸多聯想。的確，歷史是一面鏡子。抖去歷史的封塵，從那微小的一角，就可窺見儲備這萬億美元的外幣存款，何止26年？東方巨人的腳步聲從沉重變得輕快了。從大方面我不會說，我只觸摸到冰山一角。
這美元，自我哇哇落地時算起，與我結下不解之緣。我依賴它又害怕它。
我祖祖輩輩在僑鄉。叔父與兩個兄長早就赴美謀生。父親乃一介書生，在戰亂期，根本無法靠幫人家改卷來糊口。於是，僑彙是我一家主要經濟來源。
記得抗戰初，叔父們想我父經營小生意而寄了一筆僑彙來，錢寄到我堂姐就讀的學校。那學校隨著走難搬了不止一次，那時我家面臨斷炊的危險。聽說從我家出去的女佣人後來在廣州街頭叫賣紅薯，她給我媽一個巴掌大的紅薯，沒收錢。那紅薯，面對這一家七口的，不知被誰吃了。媽媽只得冒著戰亂的危險，扔下不滿周歲的弟弟，走南闖北，到處找我堂姐，想拿那筆錢。誰知趕到一處又說她學校轉移了。到後來輾轉找了幾個省，好不容易找到她時，又說錢花光了。我媽在桂林只有賣自己帶去的衣服才換得飯錢。後來遇見一個廣州人他答應借錢給我媽買車票。我媽才得回家。我現在還記得媽媽回家時的樣子，活像個乞丐。之後，我媽一直尋找這位好心人。到美國後她還通過許多渠道找他。一直到我媽臨終時還說，她一輩子最大的憾事就是找不到這位好心人，她要還錢給他。
解放前，家人都去了香港後來去了美國，沒帶我走，當時我十一歲半，獨自在廣州長大。那時中美沒建交，父母寄錢養我是通過香港的我哥哥的岳母轉寄的。每月收那42.70元人民幣，相當於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工資，這樣也夠得上小富婆了。於是除了買書就是資助同學。
不久，進師範學院讀書，學費全免每月還得領生活費人民幣3元，我向校方提出不要這些補助，並把以前曾領過的錢退回給校方。一批僑生和僑眷紛紛響應。校方為此貼告示表揚我。可歷史卻和我開了個大玩笑。那表揚我的通告墨汁未乾，我被人推至會場的中心坐冷板凳，說我有右派言行，說我創辦的中文系文藝刊物《百花亭》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宣傳陣地，而這個刊物剛被學院團委會表揚過。十幾年後聽同窗說一個班要選4個右派分子，在選你時僅幾個人舉手，通不過。
我一畢業就向父母申述我有工資了不要寄錢來。父母也按我的意願做了。可我孩子出世時，那時正值國內三年困難時期，我不敢寫信給父母說真情，可他們沒事先告訴我就往我執教的學校寄包裹。幸而這所大學後來下馬了，我也沒受到批判。我調到新的學校任教時，在向黨交心的運動中我自然不會說這一段，這樣就滑了過去。
我父母平時不寄錢來，一到春節就寄利市錢給我和我的孩子以及翁姑。每年都如此。到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一位與我同鄉的工宣隊員到我家中。下面是當時我們的對話（這段對話到現在幾乎一字不漏地刻在腦中）：
“陳葆珍，聽人家說你兒子一個早餐吃兩個饅頭。”
“是的，我拿糧票到飯堂買的，他們說可以買兩個。”
“人家的孩子只吃一個。”
我無言以對。
“聽說你有僑彙。”
“是的，平時沒有，春節時媽媽寄來的利市錢，給小孩買糖果的。”
“你的工資買不起麼？人家只吃一個饅頭，你兒子吃兩個。”
“一個饅頭只三分錢啦，我工資當然買得起。小孩想吃，那該不該買？”
“為什麼叫他們寄錢來買？”
“我沒叫他們寄，是他們自己寄的。可惜信沒留下來。以後他們來信，我留著給你看，我以後寫信也先給你看，才寄出。這就得了吧？”
“我回去請示一下。”
“我每次寫信都說我一周燉一次雞，每天吃一個雞蛋喝一瓶牛奶。其實我十幾年沒喝過牛奶也沒天天吃雞蛋，至於雞嘛，一年由政府分配只吃三只（指國慶節、中秋節、春節憑票供應的雞，其他時候到自由市場買的話，一個月工資僅能買三只雞）。”
“你何必向他們說假話，做人要老實才是。”
“我不是想讓他們知道社會主義好麼？好女兩頭瞞呢，我怕他們擔心。”
“總之，你要檢點些。這僑彙嘛，不說特務經費你也該有個說法。”
“余師傅，你不也是我們台山人麼，你知道這僑彙在僑鄉的普遍性，也知道它的性質，也許你自己也有過。”她不答，但臉在變色。
我不知哪來的狗膽竟然這樣說：“你叫我很難做人，中國人民銀行的人對我說，為什麼我不叫父母寄錢，害他們完成不了外彙指標。你又這樣說我，換作你，你該咋辦？”
“我回去研究研究。”
說罷，她轉身準備出門，我還忘不了多說一句：“余師傅，僑彙與特務經費，請你們研究一下有什麼關係？”
她沒答，走了。
外子在說我：“瞧你這性子，這樣說話的！小心些！”
“你記得麼，兒子三歲時要進市教工托兒所，學校硬要我填兒子的家庭出身是地主。你明明是教師呀，何來地主？他們說你爸爸是地主，可你爸爸是銀行職員。他們說你祖父是地主，這樣，我們的兒子家庭出身是地主。”
“怎麼又扯到這問題來了，風牛馬不相及的。”
“當時我就拿《共產黨宣言》和他們理論，說這樣豈不是生地主了。地主就越生越多了。哪符合共產黨要消滅階級的說法。我硬是不填地主，他們又拿我沒辦法。”
“今時不同往日，你還拿以前那種態度對人家。毛主席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樣就派工宣隊進駐學校了。你今天的態度有得你看的了。”
不久，復課鬧革命，我教的那個班由那位余師傅上語文課，我坐在教室最後一排旁聽。
她在黑板上寫“階級鬥爭”，這本來是四個字的卻縮成三個字。有學生問她為什麼階級兩字可以縮成一個字，她說，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她要學生讀社論，學生問她生字，她說這麼多的字少一個沒關係。我哪敢言語，還把頭埋得更低。因為，那篇社論說的是：歡呼工人階級登上神聖的講壇，臭老九統治講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後來，一次全校師生集合準備出發到朝陽廣場聽最高指示（指毛主席語錄）新發表，那年頭，每遇此況，哪怕是半夜或下大雨，都得到廣場去聽，聽後就敲鑼打鼓地遊行。當時，有資格舉旗、拿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牌的，是一種榮譽，是欽定的。我一貫都沒份的。臨出發時見一塊毛主席像在地上沒人拿，心想這樣對領袖不敬，便過去無限虔誠地拿起來舉著，在我走回教師隊伍時，還對後面的學生隊伍自豪地笑了一笑。
“陳葆珍，你放下。”
耳邊響起工宣隊員的帶著嚴厲的叫喊。腦裡晃過“祥林嫂，你放下”的場面。眼前閃著師生們那關切的、憐憫的還有譏諷的目光。
此後被命令在家寫檢討。心裡五味雜陳。上頭要我與在海外的家庭劃清界線。
“《國際歌》不是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麼？我爸在紐約當店員，我媽當車衣工人哪！這點我已向組織交代過。”我對外子申辯著。
“還嘴硬，又想拿《共產黨宣言》和人爭是不是，抑或去給人家唱《國際歌》？記住好漢不吃眼前虧。”
本來想寫：“沒有僑彙就沒有這麼多麻煩事。”再往深一層想：“沒有海外關係的人活得多自在。瞧，人家走上講壇呢。”
工宣隊員天天查我寫了多少檢討，我就把一天說得完的話分幾天說，這樣天天有新的東西，每天只說半句，馬上就對自己無限上綱地批判，反正，對自己罵個狗血淋頭，言者無罪。
之後，我們全家被趕到農村，那是廣西百色山區，不要說僑彙就是連信也不敢通了。我怕一張貼著美國郵票的信寄到山區，那不把人家嚇壞了。我不知道父母那兩年怎樣想我，我到農村前曾寫信對他們說，我到一個新地方教書了，以後才給你們地址。
此去，我就在他們面前隱形了。
悲劇是悲劇人物性格的悲劇，信焉。
2007.1.17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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