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 院

──刊於華副2016.3.12

    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之下，我被安排住進多明尼加南部小鎮醫學中心附設醫院5號病房。

    那天是2015年10月13日。

    中間的二號病床是一位滿頭白髮，瘦瘦高高皮膚黝黑的老太太，她緊閉雙眼喃喃自語，間或夾雜著輕微幾聲咳嗽。

    狹窄的空間，僅能容納三張病床。電視正播放古巴藝人Cecilia Cruz一生的演藝傳奇。照顧老太太的年輕婦人看到我的出現，隨即收回緊盯著螢幕的視線，向我微笑：「嗨！我叫瑪琪，什麽病住進來的？」
    「肌肉痠痛，一種很奇怪的抽痛襲擊胸腔和頭部，沒有發燒症狀。」我把回答問診醫生的話重複說了一遍。可是，當時急診室的女醫師並沒有馬上給我開藥方，反而堅持要我驗血。

    當我將驗血報告交到她手裡，那臉上的表情變得嚴肅了起來。

    「妳，必須住院。」「住院？」我愣住在那兒，一時說不出話來。

    醫生用筆圈出報告中的兩項數據 : 「妳紅、白血球的指數幾乎到了臨界點。血小板只有5.3。」我不知道5.3是什麽概念，只覺得那支在她手上晃動的原子筆活像抽血的針筒，讓人有些昏眩。

    儘管我故作鎮定，但腦海裡還是會浮現連日多國媒體不斷報導有關登革熱的新聞，午間頭條新聞更是呼籲民眾要小心預防蚊蟲清除積水，強調全國醫院人滿為患，已有八十多人死亡的病例……。
    主治大夫奇朗，是位三十開外年青男士，看我臉色凝重，領我走進另一診間。耐心向我解釋 : 「如果白血球繼續下降，是會有危險的，我合理懷疑妳得的是登革熱，建議妳馬上辦理住院。」

    「住院！」外子在一旁聽著察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不容我有半點猶豫。
在等待外子回家取來住院必需用品的同時，護士已為我吊上點滴，並且接受了超音波檢查。

    病房裡，人啊，馬上被冠上病號，量體溫、測血壓，病歷表記載著每天不同的數字；四面灰牆讓人感覺到日子的蒼白、了無生氣。病床與病床之間也沒有圍帘隔開，不但病友和探望的家屬的ㄧ舉ㄧ動一覽無遺，連內心丁點兒的不安亦無處可遁。

老太太又在自言自語，我問瑪琪，老太太到底怎麽了。「她患了老人失智症。肺積水，高燒不退。」

    「是妳母親嗎？」瑪琪皮膚白皙，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問。「是的，不！應該說是我的繼母。我父親是多明尼加人，絲拉是海地人。」看得出來瑪琪和絲拉母女情深，和我講話的同時，手指還不停地梳理絲拉零亂稀疏的白髮。
    外子從家裡帶來了兩本書和換洗衣物。我堅持讓他回家，家裡的狗兒和雞鴿要餵，門前的花草還得要澆呢！

    關掉電視和電燈， 病房裡只有廁所門縫竄出淡淡的光線。晚上來看顧絲拉的是她妹妹，見我是個外國人，主動和我寒暄，並開始娓娓道來：我們一共有十一個兄弟姐妹，絲拉是大姊，早年隨父母移居多明尼加，我是老幺。爸媽要到很遠的山區討生活養家；絲拉管我們吃、住 ，有病痛還要陪著我們一起度過。我們不叫她姐姐，都稱她Mamita ( 媽媽的暱稱 )。為了補貼家用，她也常帶著我們四處打零工，那段日子，苦喔！窮呀！……。

    微光裡，她似乎回到了童年，故事說著說著，聲音壓得越來越低，好像全是說給她自己聽的。突然房門「砰」的一聲被大力推開，嘈雜人聲中聽到一年輕女孩痛苦哀叫，恍恍惚惚聽見護士告訴女孩：忍耐，別吵到別的病人，明天一早會安排手術……。
    這是我住院第一個晚上。三個完全不同病情、不同國籍的病人被安排在一間病房裡，不知是緣份抑或是巧合？
    唉！整夜半睡半醒，好像才剛合上眼睛，怎麽一下子天就亮了呢。

    一陣陣濃郁的咖啡香飄進病房，叫醒了每個疲憊的靈魂。絲拉興奮地嚷著要喝咖啡。

    一杯小小的咖啡，約莫20cc，我用舌尖輕輕舔了舔，卻也舔開略帶苦澀嶄新的一天。

    天剛亮，不同的醫生和護士開始進出病房。只消一會兒功夫，5號病房全忙碌了起來。
    吊了整晚的點滴，每4小時按時服藥，原有的痠痛竟然完全消失，人也精神了許多。

    雖然自覺情況已有所好轉，但主治醫生仍堅持不讓出院，因為新的檢驗報告顯示，血小板跌到5.1，白血球也下降。血壓稍偏低，仍須繼續觀察。

    五點以後有間單人房空出，我們決定轉房。
    外子趕回家，說是要煲土雞湯。我要他別送飯，醫院有配三餐，他說，這裡飯菜營養不夠，又擔心我吃不慣。
    早上10點過後，絲拉的訪客絡繹不絕。十七歲的蒼白少女，在中午時分被推進手術室。當她再度被送進病房時，等在房外的親友，已迫不及待一湧而入。夾處在兩位病友和她們的親朋好友當中，自己像是個邊緣人，但卻也感染了不同文化的異趣。
    離開5號房時，絲拉的醫藥費尚未籌足，女孩還沒醒來，不想和她們說再見，只有默默在心底祝福。

    轉入4號房後，一切變得安靜有條理。外子平日喜歡下廚，送來香噴噴的雞絲米粉，還有熱騰騰的土雞湯。他每天來回醫院三趟。我捧著暖暖的湯汁，溫熱的又何只是雙手！
    奇朗醫生在我住院的第三天下午，以輕快的腳步走進病房，劈頭便說：「恭喜妳，血小板雖然不太理想，但白血球倒是翻升好幾倍，血壓也達到標準，如果情況繼續好轉，明天就可以出院。」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我內心暗自竊喜，除了看書吃飯，也開始在房內來回走動，舒展筋骨，希望能早日走出病毒。

    4天來未見天日，我終於獲准出院。5點鐘，外子從首都送貨回來直奔醫院，馬上到樓下辦理出院手續。 

     「Gracias a Dios！」我脫口而出。這是多明尼加人平日常掛在嘴邊感謝上帝的一句西班牙語。

    走出4號房前，檢視四週，依稀可見我與病魔纏鬥留下的痕跡。長廊上，遠遠就看到那手術後年輕女孩，身旁隨著幫她提點滴的媽媽，緩緩地從另一端走過來，我禮貌地向她們母女點頭微笑，並說：Suerte (祝好運之意  ) ! 經過5號房時，心裡感念絲拉的故事伴我度過最煎熬的第一個夜晚。

外子說：我們回家！他攙著我往醫院大門的石階一步一步走下去。一陣秋天涼意，趁我不備迎面襲來，斯時華燈初上，淡淡的夜色已漸漸地鋪陳開來；眼前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沒有人會注意到兩個相互依靠的老人臉上的那一份自信與滿足，雖然是走在異國他鄉的街道，但並不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