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傑評介

 

極簡的美學追求

 

●讀《王勇詩選》

 

詩人王勇接受《晉江經濟報》“天下晉江人”欄目記者李傑採訪

 

王勇是用行動的詩,無形地倡導與推廣極簡這一美學主張,我們發現:這一存在所構成的獨特性,有著屬於自身的美學價值。當然,當今這個世界,詩的流派異彩紛呈,眾多的畫家畫著屬於自己的畫,眾多詩人創作著屬於自己的詩;創造的差異分出你我他,壘起屬於自己的獨立王國。當王勇遨遊在屬於自身的詩歌國度,誰也擋不住他情思的推進,他有他的自然情懷,人生態度。但他是獨立的,盡管他的每一首詩,並不是龐大的史詩般的建構,而是微小的甚至是短促的集成;但就是在這十分有限的空間,王勇投入了他的青春與夢幻,投入他全部的激情。或許,這一首首詩的出現,對於他來說:進展得並不輕鬆,為了這有限的完美,為了字句的恰到好處,多少次的反複修改,多少次的排列組合,或許,加起來,許多短詩都可變成長詩。或許王勇在動筆的同時,已經學會了捨棄。在捨棄之中耕耘著收獲著。假如詩是刪減的藝術,這一藝術對於王勇來說,將體現得更為充分,更加徹底。我甚至武斷認為:詩最終的確立,很難做到一氣呵成,詩思的進展有一個漸變與修復的過程,完美就趨向於這一行動。因而,每一步都伴隨著刪減。刪減是詩走向完善的必然階段。

 

極簡的倡導與主張,並不是摒棄一切技巧,剩下赤裸裸的一個詞“簡”。極“簡”並不是單純的簡單到極致的意思,它的含意,應是將多餘的拋卻到最乾淨的程度,剩下無法再省略的部分,即最精練,最純粹的要素。實則“簡”這個詞包含著極深的用意,它的內涵裡包含著傳統的演化與現代的承接。誰都知道:中國古典詩歌風格流派盡管異彩紛呈,但在其形態主導下的凝煉,簡約是相通的。或許,王勇對古典詩歌的學習日積月累,擁有深厚的素養,直接影響著他的新詩創作。在這一“簡”的前提下,眾多的詩歌技巧並沒有喪失其特有的功能,而是在其制約下,以變異的特殊的形態浮現出來,甚至技巧本身都擺脫不了“簡”的滲透。因為“簡”本身實際上已形成一套系統的牢固的框架,讓王勇的詩居住其中,並分享著屬於自身的生活——詩的生活。

 

    當然,這一極簡不僅體現在總量上,還體現在句與句,乃至字與字之間,是整個過程的一以貫之。這一趨勢導致王勇的詩講究開頭與結尾結構的濃縮,過程的濃縮,乃至目標的濃縮。只要一個字能替代的,他決不用兩個字;只要一個過程,一行可以概括的,他決不浪費兩行。所以在他的詩中,並不講究貫常語法的合理搭配,而是講究高度提練,高度純化的主觀意志的凌駕,並在行與行之間,形成十分經濟的節約的過渡,這一過渡並不需要嚴密的線性的銜接,所有的跨越不言自明。於是,我們時常看到詞與詞交接呈現出的空檔,而這一空檔恰恰呈現藝術的空白,有意味的空白。給人帶來更大的聯想空間。

 

    王勇善於利用事物,在內心與事物,或者事物與事物之間進行錯位轉換。這一轉換不僅擴大了事物的外延空間,同時,為內在的審視提供了更開闊的自由度:“攤開手我掌中生命線/恰恰迎向//外”——《不敢驚動您》。當然,這一轉換並不是一種隨意性的散漫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本身就是一種文字的轉換藝術。文字本身作為詩的細胞,需要提供一種符號,或呈現一種意義,就需要有目的選擇,這一選擇必須切合自身的行為目的。一旦這一行為目的與選擇的方向構成內在的關連,不管這一轉換是否符合慣常的邏輯,也是絕對可以確立的,因為詩貫穿的是屬於自身的內在邏輯。

 

    王勇還善於在不同的事物之間,或事物與內心之間,進行合理的、恰到好處的新型組合,以期達到內心方向的一致性。這一巧妙的聯袂,所萌生的美感,擴大了單一事物的表現區域,達到共融、共通,交彙而實現外延的擴大與內在的統一。當然,這一方式,並不是將自然萬物當作隨意拾掇任由拼接的符號,詩的完善必須遵循屬於自身的程序和規則,但其內在的邏輯是決不能拆分的,這一內在指的是詩要實現的意義所在,也就是詩人穿過物像的繁複與多樣,而達到千千手所歸攏的同一個中心,貫穿成詩的運行的必然過程;也就是說,形成這一過程的邏輯性與合理性。

 

    王勇極簡的美學追求,不僅體現在詩的總體中,同時體現在詩的小小的單位,即詩的精心的組合中。他善於濃縮、總括,將本該兩三句表達的意思,實現在單句的可能中。而這單句,不僅具有壓縮的功能,同是具有極佳的聚焦與幅射的效果。說明在詩的整個運作中,已經包含著有意味的提純,提純是極簡的必經路程:“把童年搖成甜甜的叮當糖”——《愛——一日奔騰百世歌》。這些屬於童年的動詞,形聲詞、名詞組合成有趣的一體,讓我們發現這一集結的設計竟如此巧妙,符合情理與童真的趣味。

 

    在王勇實施的極簡的方案中,詞與詞之間不一定要形成邏輯上直接對應的關係,有的只是屬於詩自身的一種關連,這一關係的建立凝聚著詩人的獨具慧眼,詩人是在語言之間建立新型關係的特殊“紅娘”。王勇善於力挺極具張力的詞,也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嶄新詞語,與一個不相對應的目的之間發生碰撞與組合,如:“汗水/在時針上加班//在機輪上翻……/辛苦/組成落日/紅紅”——《落日》。詞語的錯位搭配,形成情感上,視覺上的強烈反差與衝擊力,凸顯出很強的藝術效果。

 

    在王勇的詩中,我們看不到晦澀艱深讓人費解的句子,有的都是平淡自然的構成。因而他的詩與讀者之間沒有距離,也沒有詩美的隔閡。實際上,用平淡淺顯的語言表達內心的蘊含,更需要非同一般的功力,因為語言的透明可感,很容易陷入淺顯平白的溝壑,對於詩人實則是一個極大的限制(許多人看不到這一限制),這就考驗著詩人穿過日常,直抵深度的不凡功力:“為了去買一張機票/我用薄薄的生命付款”——《歸情》。在這裡,薄薄的機票與薄薄的生命已不再是單純的共性,這裡所包含的對生命的感悟,早已遠遠超越於雲層之上。

 

在王勇平淡的文字裡,隱含著揮之不去的內蘊的情感,在他眾多家的表述裡,就是這一情感的真切流露:“聽說您很想家卻未曾回過家/聽說您很想我們卻不曾相見/忘了/是為了將來記得更完整”——《聽說》。時間不僅錘煉著他的內心,同時累積著他鄉愁的深度經驗,有著超越感性的積澱。當然,由於這一切都處在特定的時間段,所指向的事物不同,所構成的形態也截然不同。

 

王勇的這一極簡的方式,不僅體現在結構行文的濃縮,即不拖泥帶水的敘述上,同時體現在平凡的生活化的姿態上,即以最平淡、簡潔的文字,表達出不尋常的意思。這就考驗著詩人穿透物像,化解與提純的能力。這一能力並不是單純的技巧可以解決的:“無緣無故,把海/摑了幾個清脆的耳光”——《漂水花》。詩人用十分具象的擬人化手法,十分貼切地形容了這一遊戲。說明詩人把握物  象的嫻熟自如,更重要的是詩人所葆有的那一“靈視”。

 

    極簡的詩,留下的恰恰是精簡的那個部分,因而必須做到言簡意賅,用最經濟的字眼,表達最豐富的意思。豐富並沒有因文字的精簡而失去這一特性,精簡更應體現其豐富性。同時,作為詩人自身,必須自知自明,不要把一切闡述得過於詳盡,過於具體,以至把話說盡,不留任何餘地。詩人不僅要相信自身的想像力,也要相信讀者的想像力,當一首詩完成之時,其想像仍在延續,看不到真正的終結,看不到終結的詩就等於仍值得咀嚼,值得回味的詩:“且偷偷補著記憶/補著父親的背心/和些許/我不知道的/心事”——《漁燈燃著心思》。詩人將“我不知道的心事”,作為終結之時,就等於將詩的無數可能交給了讀者。因而,這一極簡的方式,實則就是寓簡單與豐富的方式。但這一方式從形態上又是以平淡、直接的方式表現出來。一旦我們有所關注,其平淡之中蘊含的卻是意識強力的提升。而王勇的思維軌跡並不是保持在單一的平行線上。他善於應用反向思維,讓詩本身擁有更多重的視角,以便穿透自身,反觀自身:“兵馬俑已在博物館/收集眼光”——《血史》。為了讓歷史活起來,王勇將視角交給了歷史,歷史本身就應該像人一樣活著。

 

王勇善於從平凡小事中,或者從一門藝術的創作過程中,發掘出遠遠超出其自身的大意義所在。從某種角度上講:詩人是尋覓意義的探路人。這一探路的方式,貫穿於創作的整個過程之中。盡管,現實之中眾多的煩憂困擾詩人的內心,但詩人並不沉悶,詩煥發出他全部的激情,燃爆在一個十分有限的界面上,也就是極簡的平台上,形成他生命歷程的一個重要記錄,即超出日常生命狀態的精神記錄:“累了就坐下來/以詩句取火/用心情下酒/醉了,就吐血/在蒼白的稿紙上/等待/花開”——《詩花滿樹》。在這裡,詩人的主觀世界仍是客觀世界給他提供了這一圖景,這一圖景也是以極簡的對應的形態,構成內心的輪廓。

 

    當自然的生命化的體驗融入個我的獨特體驗,這一體驗並不是簡單的擬人化行為,而是在自然的生命裡隱含著內心的所指,也就是借助自然,找到屬於自身的意義所在。但這一借助並不是包羅萬象,面面俱到,詩的極簡的方式也不容許這一任意鋪張。因而,詩人在表達一種主題之時,其選擇的準確到位,就顯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說:內心的指向聚合在一個最貼近的形態上,誰也無法輕易替代。“山好像不認識我了/小河也是,樹也是/路旁落葉/飛起,暮色圍來/小徑迷了路——《回家記》。有時,內心的一種想念,王勇也不想以十分直接的方式顯露出來,否則,藝術的效果就會大大削弱。而是借助自然有生命的行為完成這一期盼:“白鷺鷺悠閑地打著/一個又一個/回歸的弧”——《鷺島歸情》。這就等於讓內心交給自然物去實現。對於自然物的倚靠,詩人的信賴足以確保這一主題的建構。

 

    這一借物實現的方式還涉及到日常生活的領域,如同一幕電影,一場話劇,離不開道具一樣,詩人的活動空間,思維空間,乃至語言空間也離不開道具的存在。日常的道具,生活的道具。從某種意義上說:道具構成詩人詩中的一種特定的符號,一種呈現詩的主體身份的重要符號,也可以說,構成詩人詩中的另一種生活:“如今,爸爸的草鞋/靜靜地靠在海外/可是我知道/這雙草鞋裡/藏了好大好的一片土地”——《爸爸的草鞋》。在這裡“草鞋”這一道具早已遠遠逾越其實用的範疇,構成存在的一大主題,即作為一個十分有價值的代表的身份出現,這一身份就是“遊子”。遊子跟旅跡有關,跟穿的鞋,行的路有關;同時,“草鞋”這極其中國化的身份,可以明顯地與其他鞋類區別開來。更重要的是:這一符號全身所散發出的那一不可替代的“特質”,十分恰當十分具象地表達並襯托了一個更大的主題。

 

作為詩人,王勇也是聯想集團名副其實的重要成員,這一稱謂指的是集聯想之大成,而不是某一個網絡實體。當然,這種聯想並不是漫無邊際的憑空想像,隨意堆砌的“意識流”:“為什麼今天/海螺不上岸/難道說/此岸/也沒有它們的家”——《海螺》。這一聯想這一設問,是有一個大主題作為預設的先決條件。在這一主題掌控下,海螺的出現,並不是唐突冒然的。它前身鋪墊的合理性,決定了後期聯想的真實有效性,這一有效性的意義在於詩人以極簡的借助自然物的方式支持了“家”這一主題的更深層次的闡述。

 

王勇對物象的捕捉與開掘,並不是不分輕重緩急面面展開,任其觸角向四處延伸,而是抓住幾個要點,予以層層鋪展,並在最耐人尋味之處,點到為止,並點得恰到好處:“青春的髮絲/已進入冬季/懸崖的雙鬢/結滿皓霜/……春天已在靈魂中扎根”——《髮的冬季》。在這裡,季節已作為人獨具的形態出現,但這一形態並沒有游離於季節本身“驚險”的具象的構成,而在相互的嫁接中將其主題推向極致。

 

    讓內心與物象交溶,構成物我合一的狀態,這也是尋求極簡的一種途徑。假如物作為物自身,內心作為內心的一偶,相互分拆,各自以獨立的狀態出現,並在各自的空間運行,找不到一個相互溶合的結合面,我們就很難尋求對一個中心的體悟。詩當即就觸及物我交溶的狀態,即作為一個相互認同的存在完成整個運作過程,這不僅讓詩直接進入一個相關的主題,少走了彎路,同時在相互的印證中獲得更清晰的體認:“把心鋪成白張/靈感般的綿雨/競爭相入畫/伸手 我抓向空泛/抓來的卻是一掌/淚水 沿著掌紋/流成回家的/小徑”——《回家的小徑》。

在王勇的詩中,即使是十分主觀的看法,由於其獨特的視角與慣常習慣形成的巨大的反差,也讓人覺得不同凡響,如:“且將漂泊的臉/捂住唐突的管道/喊血液 回去”——《家書》。可以說,很少有人用這一特殊的方式,即深入到血管內部,對其發號施令的方式表達“鄉愁”的那一內心的急切。盡管對於我們的身體機能來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想像,但由於其符合情理,因而,也是絕對真實的。

 

王勇的詩有時極簡到只剩下一張聚焦的畫面,但這一畫面卻是用詩的方式寥寥幾筆勾畫而成的,但卻有著慢慢暈開的濃淡效果。這就如同一幅讓墨汁渲染的國畫,有一種意趣溶於其中:“窗下的傘,若秋後的/殘荷,搖曳/頂著如汗如淚的雨/這一群迎風避雨的傘啊/傘裡,竟是一張張焦慮熟悉的/臉”——《傘》。或許,喜愛藝術的王勇,熱衷於極簡的王勇,自然而然地借鑒了這一門詩外藝術。實則,中國的國畫比起西畫,在使用的技法中,就包含著極簡的因素在內。極簡的美學範疇應涉及於更廣大的領域。或許王勇認為:詩人的職責不僅在於表述浮在表象的一般的美,而在於凸顯不被人明察的特殊的美,潛在的美;在同一事物身上,美就蘊含或變幻著眾多的面孔,在不理解的人那裡,它就很難顯露出來。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詩人是與美靠得最近的人。當然,這一潛在的美的挖掘,並不是憑借物力可以達到的,而是需要內心的感應:“悄悄地剪開海天/猛然一滴淚珠滾落/裡面有顆無言的心”——《雁帖》。在詩的努力下,美不僅不會消失,甚至可以傳染,可以放大,可以憑借執拗的力,實現眾多的可能:“那彎彎的脈絡/九曲般/在掌中纏綿”——《武夷山葉》。當然,這一可能,在詩中並不是單純的主觀的耗費,而是詩人主客觀的連接與把握,由於這一目標包容在極簡的方塊之內,更需要映像的準確。

 

王勇還善於對古老的傳統意象進行重新演釋,而不是相近或雷同的注解。可以說:這一演釋如同古老意象的現代版本。同時,這也是基於對古老意象的重新解讀:“淡黃的月光/把窗上的漢字/照活了起來”——《月下漢字》。這一解讀並未將古詩的要素全部拋卻,因為它們都處在極簡的範疇之內,從某種角度上說:這一共同性,也拉近了他們間彼此的距離。

 

王勇的極簡的美學追求,並不等於王勇的詩的藝術的全部。在王勇的詩中,還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值得我們探討。但這一美學追求,肯定是他詩藝術的重要構成,這一構成並沒有與其他藝術元素形成對立或衝突,而是紐帶式的將其他的藝術串接成一體,捆綁在一塊。因為極簡不僅體現在王勇詩的外部形態中,同時也深入於王勇詩的內在追求中。因而,在探討王勇這一美學追求之時,不可避免地牽涉到其他的藝術氛圍,真正的藝術構成決不可能是單向度的推進,而是多向度的向外展開,向外幅射,盡管極簡作為一種向內收縮的藝術形態,並沒有阻止它在有限的點與面上向外廣泛的接納。當然,這一接納肯定是以精簡的形態出現。真正的藝術總會面向不同的時空,產生符合於自身的適應性與條理性。當然,要將這一特殊的形態與不同的藝術相融合,就需要詩人的創造與孕育,最終達到與自身的藝術追求相匹配的整體。因而,當王勇將其他的藝術溶入詩中之時,實際上,自然而然地將其往極簡的方向傾斜,也就是予以極簡化的處理;這一處理,實際上就是一次再加工。加工的目的,就是將其有機地溶入極簡化的程序與編排之中,也就是自身的等同與和諧之中。我相信,極簡作為王勇詩的一種美學追求,伴隨著他的美好時光,給他的青春歲月留下難以抹掉的情感記憶,人生記憶,家園記憶,精神記憶。我相信,這種記憶將因精簡因凝結而被歲月打磨得更加光亮。

 

                                     2009.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