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之藩
1925-2012
在劍河倒影中的陳之藩
◎丁平教授講稿◎易心弦整理
「請問您有沒有讀過陳之藩的作品？」
「沒有，我不曉得陳之藩是誰？」
在一個澳洲舉辦的華文文學作品研討會上，我向坐在我身旁的座位上、一位年青的澳洲華人作家、問詢以上這個問題。他的回答，使我很訝異！很惊詫！也很悲痛！也許這位年青的作家，對中國現代文學史沒有什麼認識；也許他在澳洲長大，變成了一朵「失根的蘭花」！
陳之藩是台灣國立清華大學、臺灣大學、成功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物理電子學教授。也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研究所、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美國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大學，與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一位來自台灣從事太空飛行的研究及設計工作的太空物理學教授。他不但是研究人工智慧的導師，也是一位風格獨特的散文家。他的代表作有『旅美小簡』、『在春風裡』、『劍河倒影』等。他的散文富有哲理與詩情，尤其『劍河倒影』裡十三篇文章，各有其獨立的主題，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技巧，展現出作者不同的感受、那份純真樸實的感情，每篇文章都蘊含著深湛的哲理，令人回味、拍案叫絕。
現在我在『劍河倒影』中十三篇文章裡，選出三篇，剖析散文的哲理與抒情，以及散文的深度、廣度，和闊度。
第一篇是：
實用呢，還是好奇呢？
從休士頓中午上飛機，吃兩次飯，睡一次覺，就是倫敦了。因為我從來不預先準備甚麼，更談不到預定旅館。在倫敦轉了一兩個鐘頭，我知道不可能找到房間，於是就搭上劍橋的火車。車廂裡只有兩人，我問他：「去劍橋在那一站下車？」他說，當然是最後那一站。
車廂破爛的程度，我想就是我在廿年前從西安去寶雞的火車可以相比。美國有的火車很糟，台灣有的支線上的火車很爛，都比這列火車要強多了。可是，它卻有一個特色：那即是爛而不髒。無論多窮多破而不髒，是一種特有的文化。這種文化也許舉個例才能說明。我小孩時在北平的鄰居是家旗人，每天以典當為生，家貧到了如此的地步，可是不髒，每天擦呀、洗呀，弄得一塵不染。我想所謂清貧是如此之謂罷。
於是，這一列清貧的火車穿過山洞，經過綠野，在一片秋光裡慢慢停下來，可不是嗎？這是劍橋。
好在這是終點，不然我可急壞了。我怎麼也開不了開門，因為並無把手可開。後面那位唯一的同伴走過來，很熟練的把手伸到沒有玻璃的門窗之外，一下就開了。這樣爛的車，這種開門法，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個站，除了是露天外，不比新竹車站大，而出口又有收票處，與新竹站更像了。我好像覺得我又在走出新竹車站，到清華去教書似的。自己提醒好幾次：「這是劍橋，這是出牛頓，出法拉第，出馬克士威爾，出惠斯登的地方」。我這一行，一下就想出這麼多大師均出自劍橋，世間三百六十行，再乘以三百六十，你看這兒出過多少大師罷。搖搖頭，不大相信。
過了些小街小巷，安頓在一個旅館裡。
在飛機上吃足了，並不餓；也睡足了，並不睏。反正在這兒的日子最少也要一年呢，也不急於東看西看的。沿著小街，信步走去。眼睛忽然一亮，再仔細一看，不自主的笑起來。
難怪小赫胥黎到了美國說：「怎麼美國連一本書也沒有呢！」。我來到一個小書舖的前面。
在美國找到一間書店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找到一間有點正式的書的書店，更難。而我信步所至，在這個小街，這麼個小店，發現這麼多可愛的書，眼前好像有一片眩目的光芒。掏出一把在倫敦飛機場換來，還不會使用的錢，讓店東挑了兩先令去，帶回一本『新科學家』來。
三翻兩翻，即看到很熟悉的幾張畫。仔細一瞧，這些畫全是中國的東西，一張是一零六一年湖北的鐵路；一是一六二一年射火箭的車；一是一六一零年河北的拱橋，最好玩的是一張木刻，是用河水推磨，用磨拉風箱，用風箱吹起旺火。
細看一下，原來是尼丹約瑟新出的一本書的書評。這本書叫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大概是他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六的論集。主要的內容是中西科學的比較，中國科學對西方的影響，中國社會與中國科學的關係等等。他發現了許多發明出自中國。並有照像或圖畫作為證明。
很自然而然的，我們會問：為甚麼那麼多發明，即沒有導出像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尼丹約瑟，畫龍點睛的結論是：中國科學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主要是為了「實用」。
這位寫書評的「牛津」教授反問說：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又是因為甚麼發展起來的呢？當然這是個太難答的問題，不過由尼丹約瑟的書的背面，是否可以看出另一個假設，即是：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主要是為了「好奇」。
說是為「好奇」，也許太專門，不易理解。就拿尼丹約瑟為例，他以半生時間跑完了中國，又淹在劍橋的書海裡，去發掘中國的科學史，這除了「好奇」，還能說出其他的原因嗎？
我們反過來問：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中國尼丹約瑟，以半生的時間，淹在南港的書庫裡，去研究歐洲的科學史來解答這個問題：「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主要是為了「好奇」。這個假說對呢？還是錯呢？」。
我掩卷凝思了半天，我想在中國找不出這樣一個「笨」人來。也就是說，在這種笨人不能產生之前，我們所謂的科學，還是抄襲的、短見的、實用的，也就是說，真正的科學是不會產生的。
從樓上望出去，劍橋就在眼前，劍河的水也並不是特別澄清，兩岸的樹也不是特別碧綠，崢嶸的樓頂，我們可以建，如茵的草地，我們可以鋪，我們同樣有不朽的藍天，同樣有瞬逝的雲朵，但培養這麼多人在這裡作好奇的夢，卻不是一蹴可幾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寫於劍橋）
在這篇散文裡，可以看出作者的風格：清新親切，從容和藹，理智與情感的均衡發展。他以科學家的冷澈，加上文學家的熱情，作一種適度的調和，以產生這種既抒情又富哲理的獨特散文文體。這種文體，是熔抒情與哲理於一爐。
東一條定律，西一堆儀器；在實驗室中，陳之藩那時的一板一眼，都是滿臉嚴肅的神情。但出現在方格子原稿紙上的陳之藩，卻是十分平易隨和，你看他竟不會打開火車的門，不會使用英鎊，這種平平實實，似癡非癡，似愚非愚的拙訥，正是一位典型的東方式學人拙樸的風範。
在文中，一開始，描述他從美國的太空中心休士頓，乘飛機來到倫敦，然後來到劍橋，這個古老的名城。在陳之藩筆下的劍橋，是沒有門把手和沒有玻璃窗的火車，車箱內破爛的程度比台灣支線上的火車還要破爛。而乘客稀少，冷冷清清。雖然劍橋的火車比台灣支線上的火車還要破還要爛，但無論多破多爛它是不骯不髒。這種不骯不髒是一種特有的文化。劍河的水，沒有台灣碧潭的清，劍橋的樹沒有陽明山的綠，但劍橋出過許多許多大師。
古老的劍橋，一片秋色。有的是小街、小巷、小書店。以兩個先令挑選了一本小書『新科學家』，而這本書卻引出了本文的主題。
『新科學家」的作者，是一位牛津大學教授。他這本小書，是另一位牛津教授丹尼約瑟的一本書『東西方的科學家與社會』的書評，這本大書是專門發掘中國早期的科學發明，而引出許許多多的科學發明是來自中國，並且有圖畫和照片可以作證明。
本文的發展過程是從一本小書（『新科學家』），引出了一本大書（『東西方的科學家與社會』）；再從這本大書中所討論的東西方科學發展的不同點，引出中國的科學發展是為了「實用」，而西方的科學發展是為了「好奇」。進而聯想到中國的科學在發展中缺少了一個「笨」人，而在這樣的一個笨人未產生之前，是不會有真正科學產生的。在行文的過程，作者還數度把自己沈重的心情，赤裸裸地展示在讀者的眼前。
我們中國的科學研究和發明，對西方究竟有些甚麼影響？那麼，為甚麼現在我們要在西方的後面追追趕趕，追得上氣不接下氣，還是趕不上？西方的科學家又憑甚麼後來居上，更是遙遙領先？陳之藩為了解答這個問題，他轉述了『東西方的科學家與社會』的作者尼丹約瑟①教授畫龍點睛的結論：中國科學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主要是為了「實用」。而陳之藩要在本文中使用了寫作技巧的方法，從『新科學家』作者的反問中：「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又是為甚麼發展起來的呢？」這一句話而引出了他自己的結論：由尼丹約瑟的書的背面，是否可以看出另一個假設，即是歐洲近五百年來的科學發展，主要是為了「好奇」。
繼而，陳之藩又作進一步的解釋自己的結論：就拿尼丹約瑟為例，他以半生時間跑完中國，又淹在劍橋的書海裡，去發掘中國的科學史，這除了「好奇」，還能說出其他原因嗎？
這樣的反應，這樣的質疑，這樣的思考，又這樣肯定，提出這個幾乎是無可否定的答案。如果不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加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具有一種民族摯愛感的高級知識份子，又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呢？
然而，「實用」有甚麼不對？「好奇」又有甚麼特長？這就是說，實用科學和理論科學，有甚麼地方對立？又有甚麼地方融和？實用科學的價值在那裡？理論科學的價值又在那裡？兩者又怎樣才可以並行？
我們再進一步看看這位充滿自尊心與道義的責任感的中國科學家，對科學發展的觀點，和對中國科學進展遲緩的感慨：
「我們反過問：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中國的尼丹約瑟，以半生的時間，淹在南港②的書庫裡，去研究歐洲的科學史來解答這個問題一一歐洲近五百年的科學發展主要是為了『好奇』？這個答案的假設是對呢？還是錯呢？」
「我掩卷凝思半天，我想在中國找不出這樣一個『笨』人來。也就是說，在這裡笨人未能產生之前，我們所謂的科學，還是抄襲的、短見的、實用的。也就是說，真正的科學是不會產生的」。
這種見識與慨嘆，對現今許多自命聰明絕頂，以仿製氫彈、火箭、噴射戰鬥機而心滿意足、永遠不會發掘這些器物的製造原理與發展的科學家，應該算是一句逆耳的忠言，一貼苦口的良藥吧！
這篇散文的思考發展歷程，是用「情」的感染力來達成「理」的說服力，多方面由「點」到「線」到「面」到「體」，再回歸到「點」來印正情與理的哲論。這就是散文的廣度、闊度和深度。本文結束時，作者一連串的甚麼「劍河的水不是特別的清」、「兩岸的樹也不是特別的綠」、「崢嶸的頂樓」、「如茵的草地」、「不朽的藍天」、「瞬逝的雲朵」，究竟代表一些甚麼？是象徵一些甚麼？這就足夠我們去細細的咀嚼，和深深地反省！更可以整夜遐思那些弦外之音。
最後，我們來看看作者在本文的寫作技巧：這原本是一個嚴肅的主題，可以用來寫成一篇洋洋灑灑的幾萬字的論文，可是，作者並沒有板起臉孔來向讀者們說教，而採取了以親切自然的隨筆形式與大家閒聊。這在題材的處理上，是成功的。寫哲理散文，最忌諱枯燥刻板。如果文章讀起來枯燥刻板，任憑你有天大的道理，滿紙的聖哲名言，是沒有讀者肯心甘情願來接受。
相反地陳之藩這篇從「古」談到「今」，又從「中」談到「外」；從英國古老的「劍橋大學」聯想到遷往台灣「清華大學」的現在；從尼丹約瑟的半生淹在「劍橋」的書海裡去發掘、中國古代的科學發展過程，而向設在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發問我們有沒有一個尼丹約瑟？這篇深具哲理的散文，不但揉合了「抒情」和「說理」，而且俱備了詩情畫意的開始，詩情畫意的結尾。在形式上已顯出了優美，實質上更加是語重心長。
註：
①尼丹約瑟，又名李約瑟。英國人，牛津名教授，曾在中國三十多年研究中國科學史，著有『東西方的科學家與社會』一書。此書已經由陳立夫先生帶領十數位翻譯家，將書譯成中文版。
②南港在台北郊區，是台灣最高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的所在地。
第二篇是：
勇者的聲音
因為整天東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勸人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針。我並未在意，也未去打針。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談起凱因斯來，他說凱因斯小時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針的斜對面。我立時就去打針了。其實是為了看看凱因斯小時的家一一劍橋，哼威路六號。
誰不知道凱因斯呢？
如果沿著鐵幕邊緣把地球切成兩半，那邊可以叫做馬克思的世界；那麼這邊呢，可以說是凱因斯的世界。我們且聽凱因斯如何批評馬克思及他的信徒：
「我怎麼能夠接受一種教條，像本聖經似的，高高在上，不許批評！我怎麼能夠接受一個過了時、落了伍的經濟教科書，那上面不僅學科上的錯誤，比比皆是；而且對近代世界根本應用不上！我怎麼能夠接受寧要泥沙，不要魚，把粗野的勞動階級提到知識階級之上。即使說知識階級有許多錯誤罷，但它終究是所有人類進步的播種人。又有人說了：我們需要一個宗教，但，我們在那紅色書店的狂熱垃圾中會找到宗教嗎？一個受過教育的，有點高尚情操的，有點知識程度的西歐人，到那裡去發現理想是太難太難了。……」
「我批評它，並不是為別的；只是因它對世界上究竟真正所發生的並沒有找到要領；我批評它，是因為它是這麼一個塵封多年的藍圖，用一百年前一個人所說的話去解決五十年前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
這是一九二五年凱因斯去蘇俄蜜月旅行時，回英以後所發表的觀感。唯有智者才有這樣萬夫不當的勇敢；而唯有勇者才有這樣響徹雲霄的聲音。
而凱因斯確實是不折不扣劍橋所培養出來的人。
凱因斯進劍橋時，是學數學的，是「王家學院」的學生。可是因為他喜歡「三一學院」的幾位同學，更喜歡三一學院的老師摩爾，所以經常是在三一學院。而他又被選入這個社那個社的。據小說家吳爾芙丈夫講，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於學生們能夠辯論到午夜後三時而不休這種切磋教育上。
凱因斯的父親在劍橋主持行政多年，他又是古典邏輯專家；而凱因斯本人從小就愛數學，他的第一本著作即是『或然率論』。可是凱因斯的兩位經濟學老師，硬說凱因斯是經濟學人才，讓他專攻經濟學。當時的凱因斯既無此信心；凱因斯的父親更無此看法。而他的經濟學老師却肯定的說凱因斯是經濟學長才，把凱因斯畢業後當了兩年公務員的倫敦生活中拉回劍橋，由老師自掏腰包給凱因斯一年一百鎊的獎學金，把他留在劍橋，讓他深攻經濟學。
第一次歐戰告終，巴黎和會時，凱因斯當英國代表團的經濟顧問。他看到協約國方面擠兌德國所作那些不可能達到的賠償條約，中途辭職不幹了。回英以後，寫了一本書，評論對德國苛刻條款之不切實際，除了把德國再逼成瘋外，不會收到任何效果。
他的話不僅不幸而言中，而且那種賠償條約實在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那時的凱因斯只有三十四、五歲。
他說：「美國的威爾遜總統是既聾又瞎的吉訶德先生；而威爾遜的思想多是基於神學，而非知識」。
在兩次大戰之間，他的名著相繼問世，他雖未離開王家學院，但在政府的經濟決策上越來越重要。他說，邱吉爾是既天真，又沒有受過甚麼教育的人，而在邱翁左右的專家是一群笨瓜，邱翁則轉而和顏求救。
第二次大戰的運籌戰時經濟政策，及戰後的策劃借款，使他積勞成疾以終，但他的學說，卻遠渡重洋，成了美國的經濟方針。美國戰後二十年的繁榮，很少不是歸功於凱因斯的學說。直到現在，我們很難看到任何一條比較重要的經濟新聞沒有凱因斯的名字的。
冷靜的訓練所給他的那種冷靜的頭腦，看來有時是令人吃驚的。他不要人們過度強調經濟問題，因為這是專家的事，正如人不宜過度強調牙痛的事，因為那是牙醫的事。
我們既不能冒充牙醫整天亂給人抜牙，更不能說把所有牙齒抜掉，以便造成牙床平等。
我常常想：我們中國如果有個劍橋，如果出個凱因斯，也許生靈塗炭不至到今天這步田地。
因為沒有真正陶鑄人才的地方，所以沒有真正人才出現，因為沒有澄明清晰的見解，所以沒有剛毅果敢的決策與作為。
由倫敦乘火車到劍橋車站，我如果徒步回到住處，只過兩條街，也不過十幾分鐘的路。路上先經過王家學院，是出凱因斯的地方；然後經過三一學院，是出牛頓的地方；然後是基督學院，是出密爾頓的地方，最後是耶穌學院，是出達爾文的地方。你看，是不是劍橋的出品與我們經常製造零件批發的學校所看到的出品有著基本上的不同？
那麼，怎樣才能辦出一個劍橋來？校旁挖一條河？多買些茶壺茶碗？教授自掏腰包？學生辯論到夜深？我有時感到困惑，有時又感到焦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寫於劍橋）
這是一篇出色的哲理散文。在字裡行間顯露出作者對國家、對民族的情操，而啟發讀者隨著他的思路，尋找「勇者」餘思的弦外之音。
「路上先經過王家學院，是出凱因斯的地方；然後經過三一學院，是出牛頓的地方；然後是基督學院，是出密爾頓的地方，最後是耶穌學院，是出達爾文的地方。你看，是不是劍橋的出品與我們經常製造零件批發的學校所看到的出品有著基本上的不同？」
「那麼，怎樣才能辦出一個劍橋來？校旁挖一條河？多買些茶壺茶碗？教授自掏腰包？學生辯論到夜深？我有時感到困惑，有時又感到焦灼！」
作者在本文結束時寫出這兩段文字，是教人深省，有一點「思古之幽情」。在第一段文字中，陳之藩列舉了一連串劍橋的名學院，與每一所學院培育出來的名學者，然後向讀者發問：劍橋培育出來的學人，與我國一些大學所製造出來的學人，在基本上有些甚麼不同？
這段文字所發問的，就是作者要暗示的一點：劍橋的制度是強調學術自由。因此能夠不斷產生了、在國際學術界中無數大師級的人物。而我國的大學教育，是一種規限式的教育，只要學生在校唸完必修的課程、就完成了這個課程的教育。因此，所培育出來的，也只是屬於一些規限的學術性（或技術性）的方面人才。在此，作者也在暗示：中國的教育制度是不是要在基本上先改變過來？
換句話來說，如果你是一位智者，你可以看見「劍橋」與「牛津」的教育制度是很簡單的，就像林語堂博士說：「它們就是導師，每星期日請你到他的私室喝茶，蹺起雙腳，向你冒煙，冒到你天才出火」。
在第二段文字中，陳之藩又提出了一連串的問號。這些問號是真的在發問嗎？不是的，他也是在暗示：中國要辦一個像「劍橋」一樣的大學，不一定要照「劍橋」的樣本去做；但要怎樣建立一間足夠條件、能培育一些學者的大學？他也想不出任何方法，他卻在「困惑」與「焦慮」！
這就是陳之藩在這篇散文中的「第一主題」；也是他要提出的問題。但他沒有赤裸裸的正面提出來。他反而把問題藏在一些語言之中，藏在讀者讀完這篇文章所感受到的弦外之音裡！
這就是現代散文在寫作技巧上的含蓄美。「含蓄是一種豐滿的埋伏；是箭發射之前的一刻，矢在弦上的沈默。」丁平教授說。
陳之藩在本文中的「第二主題」，是借用經濟學家凱因斯的說話，來表達他的思想意識。他引用了凱因斯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批判，認定共產主義的經濟思想是落伍的，是錯誤的，是不能應用在現代社會的。他對自己國家現狀的一個沈重的慨嘆：「我常常想：我們中國如果有個劍橋，如果出個凱因斯，也許生靈塗炭不至於到今天這步田地」。
易心弦說：「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個像凱因斯那樣的「勇者」出現，有一種自由經濟思想去堵塞馬克思的經濟思想，我們的國家就不會遭遇上「文革」這場浩劫」。
陳之藩這篇散文的發展過程，是由打防肺病針，引出一個凱因斯來，再由凱因斯引出近代兩種經濟學說的爭論。然後凱因斯的產生，引出劍橋的制度和學風；再由劍橋引出名震世界的幾位大師。最後，再由凱因斯引出中國教育制度，與中國缺少一個如凱因斯這樣的「勇者」，以及中國缺少了像劍橋這樣的學院。
本文的思考歷程，在寫作技巧上是：由「點」到「面」到「點」到「線」再發展出新的「點」來。這種寫作技巧，就是散文的深度、廣度和闊度。
第三篇是：
噴煙制度考
林語堂先生引證說：牛津劍橋的學生所以好，是導師坐在那裡噴煙，噴得你天才冒火。在劍橋，我認識好多作導師的，但不吸煙的比吸煙的多。林先生所引證的話，顯然不是字面上的意義。
「噴煙制度」失去了字面的意義以後，所剩下的惟一論只能這樣說；牛津劍橋學生之所以好，是得益於導師制度。
那麼，甚麼是導師制度呢？就是再沒有考據癖的人，也想翻一翻書，打聽打聽人家，究竟甚麼是牛津劍橋的導師制度？
我去年一到劍橋，就打聽這件事。所得的答案多是似是而非之談。比如說，有一個很老的劍橋人對我說：因倫敦鬧瘟疫，「劍橋」關門一年。牛頓回家，無事可做，一年之內作了歷史上鮮有其比的數學創作。回到劍橋來，牛頓的老師教不了他，所以堯舜揖讓，就此拜捍，把教授位子讓給牛頓。我查了查牛頓傳，他所說的確實有其事。但這卻不能說明導師制度。正如堯舜讓國，不能代表中國政治制度一樣。即使實有其事，也是稀有特例。數百年來牛頓之後，尚無馬頓；六億神州，堯舜而後，尚無堯舜。
又有人曾向我說：導師吸煙的並不多，與導師一塊喝酒卻不是少見的事。噴煙者，應作喝酒解。依照考據紅樓夢的精神，蔡元培先生也許可能同意這種見解，但我無法信服。理由很簡單，師生對對飲，暢叙胸懷，醉醺醺後，可以作詩如陶潛，可以高歌如李白，可以煮青梅如曹操，可以飲竹葉如杜甫。在劍橋呢，酒氣也是如春風，酒漿也是如時雨，不期然而然的造就出密爾頓、華茲華斯、拜倫、丁尼生、格立治來。這當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可是，因為喝了酒作詩還說得過去，喝了酒卻不好演繹邏輯，裂原子，製雙絞模型，窺波霎現象。
還有好多奇奇怪怪的說法，但聽後笑笑而已。
如果把劍橋這個小城當成一個太極圖來看，劍橋好像太極圖上那雙臥魚之間的曲線。河這邊可以視之為老區，王家學院、三一學院……等聚在這邊；河那邊呢？是新區。比如經濟系啦，遠東系啦……等都聚在那邊。從老區一過河，走到新區時，有一個街名叫賽維德路。這是個人名，我覺得此人一定是劍橋的名人，不然何以會變成街名？我一打聽這個人，竟然考據出導師制度的線索來。
話說劍橋創校幾百年，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一直是一群教士維持的。學院的院務由院士主持，而這些院士又多是導師。所以導師都是獨身的。我記得胡適文存中統計多少名人都抱獨身主義。胡先生還列了一個表，裡面劍橋的人不少，如牛頓等。殊不知這些名人多係院士，而院士卻非獨身不可。
如此幾百年來，在這個小城裡一群獨身的教士院士領著一群學生在那裡傳道也，授業也，解惑也，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毛病來了。有些獨身的院士，在劍橋外圍立起外家來。所謂外家，當然是秘密的。但雖屬秘密，總有公開的可能。一旦秘密被學院發現，就失掉院士資格，換句話說，飯碗就砸了。
正此時也，學校早已不止於讀經傳道，科學進來了，數學也進來了。科學與數學是要用心學習才能學會，用力演算才能考過，而又是非有人從旁指導不為功。於是在劍橋極端嚴格的考試制度下，有些學生勢必額外補習。學生的額外補習，就是教授的額外工作，誰願作額外工作呢！於是補習的學生就把補習束脩在補習下課後，常常放在椅子縫裡、花瓶旁邊等，老師視若無覩；學生走後，再無意發現出來。兩方皆無明白的交代，有時學生藏錢藏得不是地方，有時教授把所藏未能找到，遂常起誤會。院士們呢，常常因有了外家負擔很重，又怕學校發現時，逼得走投無路，所以為退身計，也不敢得罪學生，因為即使外家被學校發現，院士飯碗被砸，仍可專業作起補習老師。
這種不是天日的情況一長，病菌自然滋生。於是好多老師，在劍橋正式的課不好好教了，而補習的課卻非常認真。其中線索，自不難尋。我國朝野教育人士，更不會不懂。
於是，當時的劍橋成了大觀園的末期，賈母堂上是一些堂皇讜論；而鳳姐房中是一些黑幕小說。這樣情形，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變成紅樓夢下半本；而劍橋卻出現了轉機。
在一八八二年，勇敢之士登高一呼，把這個陳陳相因，越蓋越臭的攤子揭開來。這些勇士中，最有名的是賽維德。他們改革劍橋的辦法很簡單；第一、院士可以結婚，第二、補習正式收費。在一八八二年之中，即有幾十個導師把外家變成內人，舉行結婚；而學生交給學院，再由學院或大學發給月薪；另一筆是由學生交給學院，學院不折不扣轉給導師的補習費。
當然，懷德海收過羅素的補習費；羅素收過維根斯坦的補習費，馬紹爾收過凱因斯的補習費，湯姆遜收過盧孫弗德的補習費。……原是臭可衝天的糞土，竟因為冷靜的分析，細心的利導，化成萬紫千紅的春天，導師制度給劍橋帶來了另一個黃金時代。
導師、教師，在牛津劍橋統稱Don。與Don們在一起，有一種與朋友，或與家人在一起的味道。在牛津，我有一次問一位Don朋友這樣一個問題：人在危難時，才能見出一個人的個性來，我說這個論點成不成立？這本是很平常的問題，他竟然給我說了一天，他把莎士比亞戲中各種角色在危難來臨時的反應台詞一一背出來，比如在病榻上臨終，在戰場上失敗，在倫敦塔裡等死，在不眠的夜裡痛恨兒子的不成材，朝朝代代的帝帝王王，在莎氏戲中的台詞，他連背帶表演，整整鬧了一天。
導師也者，豈止噴煙而已哉，是為考。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於劍橋）
這篇「噴煙制度考」的主題、主要目的是找出劍橋導師制度的根源，但陳之藩的散文，常常是「主題」之外尚有「主題」。那就是要用「主題」（文字裡面的）牽引出另一個「主題」（文字以外所隱藏的問題）來。
劍橋大學的「噴煙制度」，就是「導師制度」。就是陳之藩考證出來了，他這種考據方法是十分科學，在他這種印證中，是無法不信服。而且在嚴肅的考證文字裡，挾上一點兒輕鬆的小故事，使讀者讀起來，在莊嚴的課題裡面，接觸一些會心微笑的思緒。這種表現技巧，正是陳之藩散文的長處一一知性的主題中帶著一點感性。
這篇文章隨處可以見到，以風趣的文字來演繹邏輯，使你在開心大笑中捕捉一個又一個的「證物」。以下引用兩段文字，與你們愉快地一起共享：
「倫敦鬧瘟疫，「劍橋」關門一年。牛頓回家，無事可做，一年之內作了歷史上鮮有其比的數學創作。回到劍橋來，牛頓的老師教不了他，所以堯舜揖讓，就此拜捍，把教授位子讓給牛頓。我查了查牛頓傳，他所說的確實有其事。但這卻不能說明導師制度。正如堯舜讓國，不能代表中國政治制度……。數百年來牛頓之後，尚無馬頓；六億神州，堯舜而後，尚無堯舜」。
「師生對對飲，暢叙胸懷，醉醺醺後，可以作詩如陶潛，可以高歌如李白，可以煮青梅如曹操，可以飲竹葉如杜甫。在劍橋呢，酒氣也是如春風，酒漿也是如時雨，不期然而然的造就出密爾頓、華茲華斯、拜倫、丁尼生、格立治來……。可是，因為喝了酒作詩還說得過去，喝了酒卻不好演繹邏輯，裂原子……」。
讀完以上兩段文字，你是否暢快的微笑。當你微笑過後，是否從笑聲的餘音裡，尋出一些無可置疑的事理來？這就是嚴肅中有輕鬆，輕鬆中帶著至理的表現技巧。這是散文的另一種美。
以上是陳之藩教授『劍河倒影』十三篇散文中的三篇，我們已經研讀了。以我個人的學識和修養，當然是無法把陳教授在文章中所蘊藏的哲理，作一個有系統的、有層次的、有見解的，深度的詮釋。我個人發掘不到，那些仍未挖掘出來的東西，等著你們自己去發掘。
附錄〈一〉陳之藩的散文
月是故鄉明
我到松山機場時，有個朋友早在那裡等著，他開頭即向我說：「我送過不少朋友去美國，差不多全是高高興興的，你為什麼這樣愁眉苦臉？」我苦笑了一下，答覆他說：「並沒有人逼我去，我何必發愁。我沒有什麼不高興，但也沒有什麼高興，心中有點陰影確是真的。十年以前，我從北平至大後方抗戰，走的那天，天氣與今天一樣，那時候才十九嵗，也會拿起筆來強寫哀愁。我曾說，送行的人是道旁的石碑與清晨合淚的草。今天，十年這樣快就過去了，送行的人這樣多，而我才真正感覺到十年前所寫的句子的意義。我去的是美國，不是祖國，這是與十年前的遠行完全不同的」。
話還沒有講完，該登機了。我很像個木頭人，什麼都感覺不出。如姊隔著木柵握手時，塞給我一把錢；傅老師託人送給我一把錢；梁先生塞給我一把我從來還沒有見過的大票。不知他們是為賺我的眼淚，還是可憐我太窮。我頭也不回，即登上飛機了。在機上忽然想起兩句詩：「鶴以青松為世界；鷗將白水作家鄉」。我既然記得這兩句詩，當然是欣賞這種境界，那麼，又為什麼到高樓巨厦裡去找白水青松呢！
飛機很快衝入雲裡，我的思想也很快衝入雲裡，一切事都應該有個為什麼，我究竟為什麼來美國？
小時候在天井納涼，聽祖母講牛郎織女故事時，就聽說有留學這個名詞，那時的觀念，所謂留學學生大概就是狀元的變名。當然「十年寒窗苦」，應該以「題名天下知」為目標的。祖母如果要問一下，你以後幹什麼呢？我一定立時可以答出，留學。
年紀長了，留學的意義在我腦筋中起了變化。我讀過歷史，知道有所謂庚款，那是我國老百姓每人要負擔白銀一兩，賠給侵侮我們的外國的。美國不要這筆錢，立了獎學金，才有清華學校。清華學校的學生，一批一批的到美國來，他們手裡所把握的錢，表面是庚款，實在可以換做「血淚」兩個字。這些批清華學生，對國家貢獻是有的，但不多；當買辦的居不少，當洋奴的居不少，還有當不足以言語形容的人物的，而最可怕的一點，是他們忘了他們留學的公費是怎麼來的了。
我這種情感越來越重，所以大學畢業以後，對留學看得很淡。也許有人說：「這葡萄是酸的，我根本不想吃」。
那麼，就在國內多念書，多作事吧。這個想法往好處說，可以說天真；往壞處說，可以說幼稚。在國內是念不成書，作不成事。大學的課程表，還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標準上，把外國學校的說明書與我們的大學的課程一比即可看出。而大學，在國內還是最進步的。其餘的學術文化機關，據我所知，比大學還不如。在新書沒有，新教授沒有的情況下，想深山著述，閉門讀書，生在今天哪有這回事情。
作事呢，近乎可笑了。我是在編譯機關作事，那種印書的效率簡直慢得可怕。我舉一個例，四年前在雜誌廣告上看到一本講「氫原子彈」的擬想的新書，那時候還沒有氫原子彈，我立時訂購來，馬上譯了出來，到處找出版的地方，找不到，二年後才碰上一個機關肯印，這一印，又是快半年尚無消息，而氫原子彈早已問世，我這本書仍渺然。這本書出版後，只有易名為「明日黃花錄」矣。
環境無助，許多努力都變為徒然。慢慢會感覺自己在無措，在落伍。我向來不怪環境的，最後還是向環境拜服。我每拿起人家一本雜誌，或一本新書，手無一次不顫抖。十幾嵗的小孩可以有發明，二十幾嵗的年青小伙子可以做臺桂教授。而我們自己呢，在鬧簡薦委，在給官兒送月餅，孩子們在當太保太妹。我還是應該留學的，不看看人家，永遠不明白自己。文天祥有句話我讀後不能忘記的，「父母之病，縱不可醫，亦無不用藥之理」。我們這個國家，但願他還未到不可醫的程度，我們要尋求教國的方法。
頭感覺暈，思想也感覺暈，向窗外看看，是一片雲海，一個圓圓的月亮；那些羽化登仙的句子，我都不感覺美，御風而行的境界，我也不太感覺得出來。飛離祖國越遠，思潮越起伏，月光越暗淡，我模糊中還看到一群朋友微笑的影子與祝福的淚光。人家都說，月亮也是外國的好，我不知為什麼想起老杜被人遺忘了的句子。
「月是故鄉明」！
（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寫於費城）
附錄〈二〉陳之藩的『劍河倒影』
如夢的兩年一一代序
國家科學基金會每年從美國全國大學中選近百位教授到歐洲幾個著名大學去訪問。一九六九年，我很幸運的獲選。於是接洽劍橋大學。我給克路司教授寫了封信，他很快的回信說：他們每年在控制部門只接受一位；而該年度已選妥加里佛尼亞伯克來的一位教授作為訪問者。不過呢，在信上他又加上一句，你如果能來此作為學生，誰也阻攔不了你。
我當時覺得劍橋已沒有了希望，於是改洽倫敦大學。然後向一位曾留英在美執教的朋友商量。他說：「去倫敦大學作什麼呢？與美國的大學一模一樣。還是設法去劍橋。當這兩個老大學的學生是件很光榮的事。你查查愛因斯坦的傳記，他曾經要去牛津當研究生，那是在他得諾貝爾獎以後二十年」。
於是，我又寫信給克路司教授，他這回寄的是一大堆格式。我打開一看，原來要作劍橋的研究生，是這麼難的事。但既不能去法國或德國，又不去倫敦大學，劍橋再難，也只有一試了。
克路司教授沒有想到我真會申請。所以第一天見了面，他就喜歡得在克萊爾學院請我喝酒吃飯，把我介紹給學院裡的朋友，於是照他的介紹，每個人都向我叫起陳教授來。而在我的屋子，釘上大牌子，陳教授。學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我自己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
最初的一兩個月，都是在看閒書，聊閒天中過去的。因為看到好多事都很新鮮，於是就一連寫了十篇劍河倒影寄給中央日報。嗣即接到好多朋友的信，其中有梁實秋先生的謬獎；林語堂先生的申論，還有好多朋友說，太好了，你又提筆寫散文了。
但是十篇寫完以後，我就覺得不太明白劍橋，有「出口便錯」的危險。於是多看些再說，可是越看得多，越不敢寫。雖然我那時整天看閒書，聊閒天，並沒有看我本行的東西，也並沒有寫出散文來。
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幹各人的，從無一人過問你的事。找你愛找的朋友，聊你愛聊的天。看看水，看看雲，任何事不做也無所謂。在一九七零的前半年，我幾乎沒有看一本本行的書。好像壞學生放了假時的狀態。
這時候，臺北卻出現了劍河倒影的集子，除了那十篇散文外，還找出我未出國以前的幾篇文章，可能是那位店東的剪貼簿罷，大登廣告，出版了。不經同意替我出書，倒在其次；使人看來很不舒服的，是還寫了一段很輕浮的廣告，書裡面又是數不清的錯字別字。使我對那種無法無天的作風難過了好幾天。
於是，為辨正計，我又繼續寫了三篇，表示倒影尚未寫完，該集顯係盗印。這場無從打起的仗，使我苦惱了一陣，我又忙著在劍橋，在曼徹斯特，在倫敦講演去了。
一講演，就有提問題者，一提問題，就刺激出興趣來。我在曼徹斯特有一次講演完，麥克法蘭教授提一問題，使我大感興趣。於是回到劍橋，又弄起本行來。等我第二次在劍橋報告時，克路司教授讓我把這個有趣的結果寫出來。我大概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寫成了一本小書似的。
內容是有創造些；我也是有兩三夜興奮得睡不著。但我們對創作性的東西，並不像劍橋的人那麼看重。只要是創見，他們就覺得好的不得了。可是如為繼續引申的東西，他們就覺得那不是劍橋應該作的。
所以，克路司教授比我還興奮。他把麥克法蘭教授找來，兩人考起我來。一小時後，他說：我推薦你的論文到學位會去。作為哲學博士論文。如此，快到兩年的時候，我變成劍橋的哲學博士。
等到禮服店把我那份服裝送來，我確實很喜歡；因為那頂帽子，並不是尋常的樣子，是黑絨作的橫圈式加上金色的繩子。那個形狀，在莎士比亞的戲中是常見的。
原來想寫二十篇的劍河倒影，因為這個博士學位給攪亂了。又寫了一篇之後，就是離開劍橋的時候了。二十篇的預想始終交不了卷，也只好算了。
此時，臺中又出了新的盗印本，包括我那三篇一九七零年作的，印的更壞，錯字更多，到了一種不能看的地步。
這麼幾篇稿子，本來沒有成集的可能，但在兩次盗印之後，我的文字已被誤植的不成體統，還是負責把它印出來，以對得起對我的散文有所偏好的讀者。
在劍橋的好幾個學院的晚會中，與人談起，常常有人誤認為我是學文學的，不然，為什麼知道那麼多文學上的故事？
比如，談起哈代來，我說哈代應算是劍橋的，因為他有個朋友在王家學院，哈代受這位朋友影響最深。
比如，談起莎士比亞來，我立時說出溫莎的風流婦人是在一個禮拜中趕成的。
比如，談起艾略特來，我說離劍橋不遠的那個小教堂就在他的一首詩裡。
有時，我自己也奇怪，這些知識都是什麼地方來呢？沒有來美國前，在臺北的五年中，我很幸運的作了梁實秋先生的鄰居，每天晚上都到他家談天，五年的時間，他談的太多了，我聽的也太多了。而這種聊天，我到劍橋後忽有一天悟出，不正是不折不扣的劍橋精神嗎？
確實是我的幸運，在臺北與實秋先生談了五年天，在劍橋又與成百的學者談了兩年天。每天有解惑後的清明與聞道中的喜悅。所以，我願不顧寒傖的把這本小書獻給他們，尤其是實秋先生。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寫於休士頓大學）
陳之藩教授在劍橋大學那段時期，創作了『劍橋倒影』。我們從他的文章中讀到關於劍橋與牛津這兩間古老的大學；但它們的制度如何？管理形式又如何？在文章中沒有談及到，在此，我粗枝大葉的簡略的說一下、關於這兩間古老的大學，尤其是劍橋是在怎麼樣的情況下成立，給考究『劍橋倒影』的讀者們作一個交待。
在一二零九年間，牛津大學的學者與鎮民發生爭執，一部份新派學者離開牛津，搬遷到劍橋鎮來。落籍後這些新派學者聚合在一起，計劃在劍橋鎮籌辦一間大學。這個計劃，行行復行行，直到一二八四年劍橋大學才能設立起來；那時候只有一點點規模。在一二八九年，英王亨利三世給予當時由巴黎逃到英國的法國學生以政治庇護。並把這些法國學生安置在劍橋鎮。因此，劍橋是牛津與巴黎兩間大學混合組織而成的一個新類型的大學。
劍橋大學的制度，與中國、美國，及其他各國的大學都不相同。中、美大學分文、法、理、工、農、商、醫等學院；但劍橋的二十一個學院中，各有其不同的學系，而且各學院的行政是獨立的，每年各學院必須規定供應大學的一部份經費。
在劍橋的二十一個學院中，最早是「彼德屋學院」，成立於一二八四年。其中有兩個女子學院一一「吉爾頓學院」與「邱吉爾學院」。「吉爾頓學院」成立於一八七三年。「邱吉爾學院」是在一九六零年才設立。
目前聲譽最隆的是「王家學院」，是英王亨利七世於一五四六年創立。這個學院的教堂是世界聞名的。發明地心吸引力的牛頓，在「三一學院」教數學課程達三十年之久。而「劍橋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之一，建館六百餘年藏書六百多萬冊，其中中文藏書超過十萬多種珍貴的文獻，並且藏有中國商代的甲骨文，還有一萬多冊世界盛名的作家和名人的手稿。
今日的劍橋，仍然充滿一股鄉村氣息，古的樓舍，碧綠的草地；年輕的男女學生，在樹下閱讀，在劍河中嬉戲；加上掛著厚厚的眼鏡，白鬚白髮的教授，與衣著隨便的年輕講師……。劍橋，就是由這麼一群人與物，從老遠的七百多年之前一代一代的傳遞下來所構成的。
在劍橋，到處是草圃，到處是花木，到處充滿「個性」氣質的人。難怪「大英百科全書」說：「劍橋是最美麗的校園」。在此，我加多一句：「劍橋是最自由的學府，是智慧之塔」。因為它在七百多年以來，以出學者、出科學家最多而著名。
距離倫敦市區六十英里的牛津大學，它的制度和劍橋一樣，是以學院為獨立單位，即每一學院都有它自己的學系，行政獨立，大學校本部只是許多個學院對外的一個整體而已。
牛津大學創立於一一六七年。當時是法國進行排英留法學生；這批學生被迫返回英國，在牛津鎮開設了牛津大學。這間大學直到二十世紀末葉，才開始為世人所知。
「牛津」是全世界大學中，第一間建立「導師制度」。當初這種制度，好似中國的「學徒制」，後來才逐漸演變為現在的一種最好的學校制度。
在英國「牛津」是被封為「牛」字號。如果你是牛津大學出身的，人們就索性稱你為「牛」字號人物，以表示你是從「牛房」出來的人，是走做「官」的路線。因為在英國歷史上，幾乎每個朝代，都是「牛津」出身的人在雄踞政壇。英皇占姆士一世說：「如果我有一天不做皇帝，那就一定選擇作一個牛津人」。就是連英國大盗亨利·莫根，也要攀附一下「牛津」，他為了要表示他是一個不平凡的大盗，他把屬下最大的一艘盗船命名為「牛津號」。在此，再舉多一個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狂人希特拉，曾在一次大舉空襲倫敦之前，向全世界廣播說：「我征服英國時，我的首都要搬到牛津市去，我不會叫空軍在牛津上空放炸彈」。因此，牛津人在二次大戰時，始終未遭遇過德國空軍的轟炸。
牛津大學共有三十四個學院。二十四個是男生學院，五個是女生學院，其餘五個是男女生學院。「牛津」的校長是一個榮譽職位，行政則由副校長主持；而副校長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擔任。
「牛津」和「劍橋」一樣，學生必須每周、至少一次接受導師「個別指導」，除了邀上一份一周讀書報告之外，並可以向導師提出你所主修這位導師的課程範圍內的問題。這就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導師制度」的偉大精神。這種精神被「牛」字號和「劍」字號發揮得淋漓盡致。
「牛」、「劍」的教育目的是甚麼？言人人殊，連這兩間大學的當局也承認他們沒有一個既定的政策。蕭伯納說：「牛、劍是兩所訓練有素的學者及培養無數的紳士與科學家的學校」。這也許是最客觀的評語；因此，學生們到學校來的目的，不盡相同：有的是「子承父志」，有的是「為未來的前途鋪路」，有的是「想作科學家」，有的是來「享受」一下牛、劍的特殊氣氛。
這兩間大學圍上了這麼多各懷「大志」的學生，難怪不論制度、校規、學風……都與普通的大學有很多不同之處！「牛」、「劍」雖然已經有數百年歷史，但大體上仍保持大部份的古老傳統。置身其間，一個人總會深深地感受到思想上、行為上，都可得到一種獨來獨往的自我所在；真有一點博大、寬宏的精神蘊含其間。
我個人對「牛」、「劍」的事物知道得不夠多，不夠完善，當然會有掛一漏萬之處。這點是要請方家們見諒！
附錄〈三〉陳之藩的『旅美小簡』
前 記
有一個詩人，作了一首詩，他說這個時代就是塊「荒地」。到處是怒吼的雷聲，卻沒有一滴雨；人們為雷聲所震聾，卻被無水所乾斃。除非是不知不覺不聞不問的幸福人，在這個複雜得可怕而又空虛得可憐的時代，有這種同感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提起筆來寫旅美小簡，似乎就落在憂鬱的影子裡，即使笑聲也是寂寞的，即使笑容也是蒼白的。所以有朋友批評我，一篇一篇讀你的小簡時，似乎天地越來越陰沉，就是偶爾有一線陽光，而瞬間過後，卻帶來更重的陰霾。
我自己看一遍這些小簡，也覺得它有病，但也找不出病在什麼地方。我是一個不大會說謊的人：心有所感即秉筆直書。我既感不出將悲觀氣氛傳染給人是否道德，也不計較將憂鬱氣氛侵蝕自己是否合算，但求一吐為快而已。
到美國以後的生活是這樣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課室去上課；下半天到喧囂的實驗室玩機器；晚上在寂靜的燈光下讀書；當到周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鬆一口氣，遂靜靜的想半天，寫一篇小簡，寄回國去。
心情之亂，頗像我的書桌，上面由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愛默生的散文；由馬克士威爾的電磁學，到托馬斯吳夫的小說；由微分分析報告，到雪萊的詩集與馮夢龍的山歌，這些可以烘托出一個青年精神掙扎側影。如此，兩年過去了。
兩年過去了，春天又來了，春風會帶來百草，百草會浮起千花，而於一個異國飄零的人似乎卻帶不來什麼。我在年初的日記上寫道：這個世界往壞處轉，是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年的提前到來：以奴役為天堂；往好處轉，是赫胥黎筆下的「美麗世界」的重現世上：具衣冠禽獸。看不到輕靈可人的燕子，也看不見明媚悅目的春光。
這兩年來，我一面思維，一面攻讀，卻得到這樣一個悲哀的結語，而這二十幾篇小簡變成了一個寂寞旅人在荒村靜夜中的嘆息聲。
黛玉諷刺惜春畫事之慢，說：大觀園蓋了一年，惜春畫個大觀園，又蘸筆，又磨墨，畫兩年半不為多。我比惜春畫事還慢，兩年不過畫了二十幾小幅零落的畫，沒有畫大觀園的萬紫千紅，沒有畫大觀園的釵光鬢影，沒有畫大觀園的溫柔富貴，沒有畫大觀園的倜儻風流。而卻把歌舞場的未來，寫成了衰草枯腸；把滿牀笏的底蘊，繪成了空堂漏室。這不是很對不起讀者嗎？
然而，這二十幾封苦悶愁人的短信，投出去後，得到的復信可真多，多半是年青的朋友們，有的在幫助我歎息，有的在詢問我短長，最動人的還有一個小朋友，為了這些信，竟從那半個地球來看看我。
我感謝這些知音，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別後寄詩能慰我，似逃空谷聽人聲」，我不會作詩，但，如這些信到朋友手中，也會帶給朋友們一些靜寥中的歡喜，那是我太大的欣快了。
謝謝自由中國讓我把這些短簡集成小書交給書店出版，謝謝編者朋友華苓的始終賞識，謝謝讀者們的鼓勵與讚揚。
最後，我願意把這本小書獻給相知最深，談心最多，前年卻被瘋狗咬死的星沐，我將請一位朋友替我焚化一本小簡，在他荒草沒脛的墓前。（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寫於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
心弦箋注：
任何文學作品，都有其境界，所以散文也不例外。「詞以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這兩句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對詩詞境界的見解；但用來對散文的品評，也很恰當的。
一篇優秀的詩歌和散文，其境界一定深遠。如「兩岸猿聲蹄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兩岸的猿聲，是真有其物其聲，只是山高林密，不見其形；在山鳴谷應之中，在迴聲不絕裡，急水輕舟，轉眼間已經越過萬重山，而兩岸的猿聲，仍猶在耳。這種如詩如畫的空靈境界，就是文學作品中的最高境界。
除了境界之外，散文創作應該注意兩大條件一一「情」和「理」。散文是抒情，也是說理。抒情與說理並不衝突，而且是相輔相通。任何形式的優秀散文必然情理兼顧；抒真摯的情，說實在的理，真情真理，表現在作品裡，就是一種美感動人的力量。而這種力量，似乎只能意會，不可言傳；滲入心靈裡，久久不能忘懷。散文也是根植於生活裡，而又要超越生活的範疇。一個人的生活不會長久局限在某一個境界中，時常被物質的自然境界、道德的人性境界、精神的宗教境界互相衝激；在某種環境中，自然有某種心情，因而產生某種境界。
李後主的詞：「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憐」。描寫得的確細膩透澈，但境界不高。而禪偈中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在心頭，便是人生好時節」。境界是高，可是平鋪直叙。再看陶潛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境界，真是無窮無盡了。讀陳之藩教授的散文，我感受到這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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