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陽作品

名家訪談錄

生死榮辱百年沉浮

上海☆王慶山(王國維大師後人) 老人訪談錄

南京張曉陽 vs 上海王慶山

現年77歲的王慶山先生，是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的孫子。其父王仲聞，於坎坷的一生中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唐宋詩詞的研究，為我國廿世紀為數不多的詞學大家之一。但由於所謂歷史問題，被定為“特嫌”，後來又被劃為“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由於家庭影響，王慶山的一生同樣飽經磨難。在武漢測繪學院讀書時，年僅廿歲的他就被劃為“右派”，並於1961年流放新疆，在生產建設兵團農場勞動。1979年“改正”後進入新疆測繪局，歷任管理處副處長、新疆測繪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中國測繪學會理事、民盟新疆區委委員。退休後，於2000年返回上海定居。

王氏家族百年沉浮中的悲歡離合與酸甜苦辣，不僅僅是他們的家事，更是近代中國社會滄桑百年巨大變遷的一個側面、一個縮影。老人披露的眾多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與家族內情，多與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值得一讀！

關於祖父王國維與國學熱的興起

●張曉陽（下面簡稱張）：王老，您好！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的回歸，人們對國學的研究與普及越來越重視，熱情有增無減。在大家的心目中，王國維是享有國際聲譽的國學大師，是泰斗級的人物。作為先生的後代，您怎樣看待這種國學熱？怎樣看待對王國維的研究、繼承與創新？

●王慶山（下面簡稱王）：很高興接受您的採訪。我生於1937年，那時候爺爺王國維離世已經十年了。所以，我對他老人家的了解，都是聽父親、叔叔姑媽他們講述的二手資料，沒有多少直接的感受。據我所知，爺爺在清末民初，將中華民族的國學，推向一個空前未有的高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對爺爺王國維的研究一直很紅火，他的歷史定位，他對國學的巨大貢獻，在學術界基本上已經形成共識。

●張：對於當前的國學熱，您怎麼看？

●王：我是學理工的，對於文科、特別是國學，所知甚少，沒有研究。不過，從我的直覺感到，所謂國學，就是指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它包括的範圍甚廣，是我們東方數千年文明發展的結晶，是我們國家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要振興中華，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對傳統文化就應該批判地傳承，應當推陳出新。過去我們總是強調學習西方，對於國學批判的多，研究的少。有許多東西失傳了、斷裂了。現在大家正在重新認識，研究的人多了。如果說這叫國學熱的話，我認為是一件好事情。我們應當提倡，應當鼓勵，應當堅持下去！

我的祖父王國維是研究國學的。作為他的後代，我非常自豪，也非常自責。總想在國學的研究上為我們國家做點貢獻，但實在無能為力，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寄希望於下一代了！

●張：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對國學的認識在逐步深入。許多事情看的更清楚了！

●王：歷史就是這樣，昨天批判的事情，今天要發揚光大了。對我祖父王國維，從學術界到平民百姓，都非常關心，給予正面、積極的評價。關於他老人家的國際研討會，已經開過好幾屆了。海寧鹽官鎮的故居，已經成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十五集電視傳記片《王國維》，在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全新版的《王國維全集》與《王國維傳》，已經問世。關於他的論著、文章與各種通俗化的讀物，一本接一本的出版，而且一直很熱銷。即使我們這些後人，也常常受到媒體的關注，成為新聞熱點……

身在郵政部門的父親，一直有志於國學的研究

●張：被顛倒的歷史，又被顛倒過來了。聽說令尊王仲聞，對國學也有獨到的研究，造詣很深。可是社會上了解的人不多。可以說是湮滅無聞。您能介紹一下他的情況嗎？您是怎樣看待自己的父親？

●王：父親原名叫王高明，仲聞是他的表字。他生於1902年，是祖父的第二個兒子。據我在台灣的姑媽王東明說，他們兄弟姐妹八個人中，我的父親最聰明，也最用功，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古典文學中的詩詞歌賦，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和特別的天賦。可是祖父感到他生活的那個年代軍閥混戰、國家分裂，梟雄當道、民不聊生。做學問的、特別是研究傳統文化的，舉步維艱、沒有前途。他不想讓自己的後代走他的老路，更不願意子女跟他一樣，在顛沛流離中痛苦一生。所以，他安排我的父親去考郵政局，這在當時是大家公認的“鐵飯碗”。還有我的大伯與幾個叔叔，都是做的技術工作。沒有一個搞文科、做學問的。

●張：既然這樣，您的父親怎麼又成了國學的大家？

●王：這也許就是命運的安排，是興趣、愛好的力量吧！雖然人在郵政部門，他的興趣卻是古典詩詞，是文史。對這方面的研究，他一直沒有放棄。每當夜深人靜，就到浩瀚如海的中華古典中盡情遨遊。朗誦、低吟。考證、校注。久久沉迷其境而不能自拔。

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在南京工作期間，與詞學大家唐圭璋先生過從甚密。那些年，唐先生在編《全宋詞》，他總是鞍前馬後，盡自己所能地幫助搜集資料，校訂真偽。一有空，就與一些志同道合者商討善本、足本等問題。對此，唐先生十分感動，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在上海《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刊《全宋詞編輯凡例》、《全宋詞初編目錄》。在其《我學詞的經歷》一文中，有謂：“我輯《全宋詞》，曾先將目錄分發全國各地，廣泛徵求意見。王仲聞先生提出很多寶貴意見，並把自己所作的宋詞長編借給我參考”。

同時，父親又先後在《現代郵政》等雜誌發表《尹師魯水調歌頭》、《劉仲方六州歌頭》、《李後主佚詞》等多篇《讀詞雜記》。

●張：看來，您的父親是您祖父很好的學術傳人。對於王國維的死，你們一定非常傷心、難過。他老人家為什麼會自沉？令尊跟您談過他的看法嗎？

●王：關於祖父的死因，八十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褒貶不一，眾說紛紜。我對此也很關切，文革前有一次探親，我問過父親。他沒有正面回答。不過從他的言談中，我還是可以看出，祖父與羅振玉的失和，是一個主要原因，起碼也是誘發因素，是導火索。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是多種因素的合力。父親再三對我強調，羅振玉有恩於祖父。沒有他的幫助，祖父不可能有那麼高的成就。我們要客觀地看這件事情，不能過多地責怪羅家。羅與王命運相連，不能分家。況且羅振玉先生後來也很後悔，說過“羅負王，而王不負羅”……

祖父在學術上的成就與貢獻，早有定論。關於他自殺的原因，已經爭論了八十多年。在這裡，我只想提醒對死因研究感興趣的學者，要從“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中的“變”與“辱”二字中做研究。不過，我們王家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必要再繼續爭論下去。我們希望，對王國維有興趣的人，應該把主要精力用在王國維學術思想的研究上。通過對王國維的研究，來傳承我們的中華傳統文化，振興我們的國學。如果祖父、父親在天有靈，他們也會這樣希望我們的！

逆境中，父親的治學始終如一

●張：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通過對您祖父與父親的研究，來傳承我們的中華傳統文化，振興我們的國學。

通過您的介紹，我感到，令尊大人國學的功底確實很深，而且又是非常的專心、用功。可惜郵政工作與他的志趣風馬牛不相及，無端地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為什麼不能調到國家有關部門，對國學做專門的研究呢？

●王：這事比較複雜。不是父親不努力，也不是沒有單位要他。據我所知，早在1953年，父親就由於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物提出過書面意見而受到關注。該社的王子野、范用曾擬將其調入任職。但是郵政部門某些人就是打壩，以種種借口拒絕放行。那時候單位權力大得很呀，不讓你走，你只能乖乖地服從。調動的事情，只能不了了之。父親很無奈。關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只能在下班後的夜晚默默進行。

●張：我知道了！那個年代，強調組織紀律，個人支配不了自己。更何況知識分子是被改造的對象，對自己的工作是不能選擇的。

●王：工作不對口還是小事，主要是沒完沒了的運動。對知識分子不信任，不放心。不放心就要有戒備，就要整你。所以，更大的磨難還在後頭！

先是1951年的審幹運動。為表自己的忠誠，天真的父親毫無保留地交代了自己在抗日戰爭年代，曾經參加過一個中統舉辦的郵件審查培訓班，學習期間還見到了特務頭子戴笠。

見過特務頭子，這還了得！父親從此被領導上視為另類。他這個當初的“統戰對象”，也因此而成為了一個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

又過了一段時間，部裡某領導找父親談話，依據他們掌握的材料，說父親參加過國民黨。父親對此是堅決地否認，說與國民黨從來沒瓜葛！但是領導不相信。他很快就被定為“特嫌”，結論是：“曾經受過特務訓練，態度不老實，撤職、登記”。接著就被發配到北京的某個郵電支局，參加勞動。具體工作是，每天到野外豎電線杆！

兩年後，52歲的他被調往地安門外郵局，成了這個支局年齡最大、資格最老的賣郵票的小員工。

1957年“反右”運動，父親再次受到不公正的處理：在被追究為所謂的“歷史反革命”的同時，又被劃為“右派分子”。因此，他再被開除公職。連賣郵票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1959年，經齊燕銘、金燦然指示，父親被臨時借調到中華書局，在文學組任臨時編輯。這“臨時工”，他一幹就是十年！

身處逆境的父親，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始終是情有獨鍾，堅持治學不倦。據當年與其共事的人回憶，說父親博聞強記，熟悉古籍，尤精於詩詞、筆記及宋代文物，每有所問，對答如流，因此有他是一個“宋朝人”的稱謂。

●張：錚錚硬骨，高風亮節。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在那惡劣的環境裡，仍然如此痴迷、執著於自己的事業。幾十年堅持不懈，始終如一。對於他們的這種精神，一般人很難理解。根據您對父親的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支撐他們的動力是什麼？精神支柱又是什麼？

●王：我想，大概是文化的堅守與傳承吧！從我祖父那個時代開始，他們就有一種危機感。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再到辛亥革命，他們感到，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特別是我們的傳統文化，正在遭遇空前未有的危機。中華文化，後繼無人。我們的民族，正面臨斷裂、代溝的危險。

誠如陳寅恪先生當年所言：“凡一種文化衰落之時，為此文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苦痛愈甚……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來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對於國學的痴迷、執著與堅守，父親跟祖父一樣，一脈相承。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為尋找生命的心靈家園，我覺得，他有一種文化自覺，有一種道義的承擔。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化道統的傳承人，是一個真正理解國學的本質和精神的國學大家。他真正有一種情懷，那就是國學的情懷、民族的情懷、生命的情懷。

以死抗爭，父親留下千古遺恨

●張：像您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一定是倍受煎熬、難逃一劫的了……

●王：的確如此，父親在當時的境況是非常的凄慘！

1965年6月，耗費了父親多年心血的新版《全宋詞》終於面世。但是，由於他的所謂“政治問題”，卻不能署名。對此，他毫不介意，始終淡然處之。

他仍然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終日沉浸在古典文學研究的海洋中。不停地看，不停地寫，不停地上下求索。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人，一天比一天憔悴了！

那一摞一摞的手稿堆積如山，至少也在百萬字以上。

那年回家探親，我看到父親這樣辛苦，心中感到很難受，勸道：爸爸，今後不能再這樣沒日沒夜的幹了！身體要緊……

年老了，不抓緊就來不及了！有許多東西，不能總是留在我心裡。要寫出來，留給後人！

可是，這類文章在這年頭不可能發表呀！我不解地道：不發表，有什麼意義？

話不能這麼說！他耐心地對我道：出版、發表與否，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要把它趕快寫出來。只要活一天，就要寫一天。將來，總是會有用的！

回家探親那一個月，我與父親常常在一起交換對形勢的看法。我對前程的態度比較悲觀，父親就多次告誡我：不要自暴自棄！說我還年輕，能等到中華民族復興那一天。國破山河在，希望在人間！中國，決不會亡！要抓緊時間學習，做一個有知識的人，將來才能報效祖國！

他再三教育我：不能只看眼前，要有歷史的眼光！要相信歷史，相信未來……

●張：真沒想到，老人家是這樣堅強，這樣達觀……

●王：盡管他這樣樂觀，然而形勢卻一天比一天嚴峻。不久，“文革”爆發，中華書局被直接衝擊。他這個“臨時工”被辭退。生活沒有了來源。日子，更艱難了！

雖然有些傷感，但是，父親依舊樂觀。9月25日，被辭退的第三天，他致函文學組，一一交代未盡事宜。那封信寫的很長！對於學術上的事情，他前思後想，唯恐思慮不周。至於個人、家庭之生計著落，他早就置之度外。離亂之秋，他實在顧不上那麼多了！

此後的兩年，波濤洶湧中的他依舊廢寢忘食，專意從事著述。在日後的一篇交代材料中稱道：“我在中華書局工作時，曾準備寫若干稿子，有的已寫了一部分，有的已接近完成。自領導通知我以後我寫的東西不能再出版以後，我已以一部分捐獻國家，已蒙接受。將來這類東西不知有用沒用。我準備寫完它，決不因我的東西不能出版就撒手不幹了”、“已寫好部分，約有一百餘萬字……”

●張：這樣的悲壯，今天的我們實在難以想像！

●王：接踵而來的迫害，令人更加觸目驚心！

1969年秋末冬初，郵電部搞出了個“朱（學範）、谷（春帆）特務集團”。可憐的父親，由於與時任郵電部正副部長的朱學範和谷春帆曾經是郵政總局的同事，就被指認為一伙潛伏下來的特務，連他家中那台電子管收音機也被認定為與敵特聯繫的發報機。

沒完沒了的批鬥、抄家，讓父親日夜不得安寧。妻子已經癱瘓在床，而四個子女沒有一個留在身邊。其中我與二哥兩個被劃為“右派份子”，姐姐被單位定性為“漏網右派”，即使為人忠厚的大哥，也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

”。我們這些為社會所不容的“階級異己份子”，只能接受“流落四方”的命運，是沒有辦法回到父母身邊的。

更要命的是，年邁的母親還癱瘓在床。學問，是沒有辦法再做下去了。這對一生堅守父訓以氣節自勵的父親來說，無疑是莫大的凌辱。絕望中的他，決意以死抗爭。

那一天，他去了北京頤和園，想走祖父42年前走過的老路。但是那絡繹不絕的人群，那往來巡視的戴著紅袖章的糾察隊，使他無法實施自己的計劃。死，就要死得痛快。他可不想跳下去又被人救起。如果那樣，這僅存的最後一點尊嚴也沒有了。

盡管投湖未成，但是父親死意已決。第二天，他就在家中喝了敵敵畏，然後出門……

隨後，人們在公共廁所裡發現了他的屍體。

父親死了，癱瘓在床的母親不久就被送到老家海寧的鄉間，三個月後去世

……

●張：歷史的辛酸不堪回首。這不僅僅是你們家庭的不幸，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哀！

●王：讓我特別傷心的就是父母親的慘死。父親自殺、屍骨蕩然無存。母親三個月後病故。對這些，我一直不知道。幾個哥哥姐姐擔心我精神上受不了，怕我有什麼過激的行為，一直瞞著我。直到1970年年底，我幾次給家裡寫信，被退了回來。我再三詢問大哥，才知道父母悲慘離世的真相。

人死了，被定為畏罪自殺。立刻遭到抄家。二千多冊線裝書，被拿去賣了，從此下落不明。其餘藏書和歷年文章底稿、收集的資料筆記、學術論文的手稿，還有被清退回家三年裡的勞動成果以及祖父留下的文物、拓片、遺墨字，堆滿了整個院子，一把大火化為灰燼……

父親的精神，在他的學術中永存

●張：十年浩劫，民族悲劇。這損失，是永遠也無法彌補的！令尊辛辛苦苦一輩子，大部分著作不能出版，手稿又在大火中被毀。不知僥幸保留下來、殘存於世的還能有多少？

●王：父親一生筆耕不綴，寫下的著作當在百萬字以上。但是，今天能夠找到的極少，微乎其微。絕大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不僅文稿丟失了，連火化後的骨灰也沒有了下落。

這成了我們王家永遠的痛！

父親已經發表的文章和著作，據我知道的，主要有：

1956年7月，在《光明日報》《關於李煜詞的考證問題》。次年一月，又在該報發表《改編全唐詩草案的補充意見》。

接著在報刊上發表的主要文章有：《改編全唐詩草案的補充意見》、《唐五代詞新編前言》（初稿），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南唐二主詞校訂》、《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詩人玉屑》點校本（古典文學出版社）、《全唐詩》（與傅璇琮共同點校）（中華書局）……

父親耗費心血最多的，還是唐圭璋先生主編的《全宋詞》。早在上一世紀三十年代，他就幫助唐先生搜集資料、校訂真偽。1959年6月，父親在中華書局做臨時編輯。經唐先生建議，父親成為新版《全宋詞》的責任編輯。此後“六載辛勤，全力以赴”，與唐先生往復商榷，所撰審稿意見，累積字數在十萬以上。近年影印出版的《全宋詞審稿筆記》，已經成為當代詞學研究的及其珍貴的文獻。

父親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學術水平的還有兩部書稿：一是《唐五代詞》，文革中遺失，其前言後記幸存於檔案中。二是《讀詞識小》，約廿萬言。內容全部是有關作家生平、作品真偽、作品歸屬、詞牌、版本的考訂，其謹嚴和精審，和以往任何一種高水平的詞學考訂專著相比都毫無遜色。錢鍾書先生曾受中華書局之請看過全稿，稱“這是一本奇書，一定要趕快出版”。但就在中華決定出版並已完成了審讀加工的時候，因為他的所謂“政治問題”而暫停付印。文革中被造反派多次抄家，文稿不知去向……

●張：太可惜了！……太遺憾了！……

●王：黑暗的年代終於過去！值得欣慰的是，父親的冤案於1979年三月得以平反。這些年，學術界一些老人的系列回憶、紀念文章先後問世。2009年11月12日，海寧市舉辦了紀念王仲聞逝世四十周年學術研討會，陳尚君等專家學者和王氏家人出席會議……

●張：歷史是公正的，最終還是還給你父親一個公道！

●王：對！父親生前相信的就是歷史，就是人民。雖然不無遺憾，但終究在我們這一代見到了陽光。父親的精神，將在他的學術中永存！

今天，他老人家可以安息了！

在新的文化傳承中，王氏家族後繼有人

●張：您的叔叔、姑媽他們的情況怎樣？能在這裡向我們的讀者簡要透露一下嗎？

●王：完全可以。我的祖父有八個兒女。據我所知，大伯王潛明，在祖父離世前一年，也就是1926年在上海染患傷寒病逝，年僅27歲。三叔王貞明、四叔王紀明和小姑媽王松明一直生活在台灣，已經先後病故了。留在大陸的有兩個叔叔：五叔王慈明，上海交大電機系畢業，1949年以後，先後在哈爾濱量具刃具廠、成都量具刃具廠任總工程師，為機器製造業的權威，已經於2009年去世。六叔王登明，上海醫學院藥學系教授，於1997年病故。

父輩中仍然健在的只有一個大姑媽了。她叫王東明，在台灣，已經101歲了。現在身體很好，常常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去年在台灣出版了一本回憶錄：《百年追憶》，很受歡迎。該書已經於今年3月在大陸出版，書名改叫《王國維家事》，很暢銷呢！

●張：生死榮辱，百年沉浮。歲月悠悠，滄海桑田。回首往事，真的讓人很感慨啊！聽說由於家庭的影響，您大學畢業後就去了新疆……

●王：我去新疆不是正常的畢業分配，是到生產建設兵團農場勞動，接受“改造”。因為我在學校與班上的黨員幹部在工作上產生意見分歧，被劃為右派。在農場裡自然就是被群眾專政的對象。“文革”中被關進牛棚，在殘酷的武力批鬥中傷痕累累，體無完膚。有幾次，他們甚至把我反吊在樑上……那一幕幕往事，刻骨銘心，不堪回首。一想起來就要做噩夢……

●張：十年浩劫，是我們這個民族永遠的痛。這悲劇，但願今後不再重演。

●王：值得慶幸的是，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久，就被平反了。摘掉了“右派份子”的帽子。離開農場後，被安排在新疆的測繪局，還當上了管理處的副處長。雖然結束了被迫害的生涯，但年已老，這一生已經荒廢了，不可能再有多大的作為了。

這一輩子快過去了，我最後悔的是一九五五年高中畢業後，沒有聽母親的話而去幫父親做些事情。當時想著自己考大學。回過頭來想，如果我能做父親的助手，一方面，父親的成就將會更大，一方面我也能夠延續家學的一脈。

然而，世上沒有後悔藥好吃。當年的選擇已經成為歷史，沒有辦法改變了。我們只能聽從命運的安排，悲乎！

我們兄弟姐妹在父親治學精神的激勵下，身處逆境，但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辛苦耕耘，無愧於社會、無愧於家族。我的大哥王慶新，1950年在上海交大讀書時就參軍了，在防化學院防化研究所工作。由於父親與兄弟都是右派，說他劃不清界限，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後來平反了，到太原化工廠當軍代表。由於身體被搞垮，提前退休。二哥王慶同，1949年參軍，被分配在青島的我國海軍第一批魚雷快艇部隊。1956年隨部隊進駐湛江。1957年反右派，他拒絕批判一位資本家出身的同事，被打成右派小集團，發配到廣西某林場勞動，後來又被遣返回海寧老家當農民。改正後在海寧郊區中學教書。離休後不久就因病去世。姐姐王令三，1950年參軍，在北京軍區空軍無線電修配廠當機師，1957年反右派的時候，因為講了幾句真話而受到激烈批判，後因姐夫的斡旋才沒有成為右派。轉業後被調到西安延河無線電廠，後來成為這個工廠的技術科科長。

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我們王家第四代（從王國維算起）的表現也是相當的出色。我與哥哥、姐姐共有九個子女，名校出來的有博士四人、碩士二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兒子王亮，從小熱愛古典書籍。獲復旦大學古籍所古典文獻專業博士，留校在圖書館古籍部從事古典版本目錄學研究，為國家珍貴古籍名錄評審專家組成員，目前正在從事《王仲聞文存》的輯集整理。在拜金主義盛行的今天，他尚能安於寂寞，安於清貧，一心做學問。這一點很像我的父親和祖父，怪不得業內一些人士說他“頗有靜安遺風”。

在新的文化傳承中，王氏家族自會擔當歷史的重任。祖父、父親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總算是後繼有人了。對此，我感到欣慰！

●張：我也為您高興！衷心地祝願你們王家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做出更大的貢獻！

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2013年9月，於南京——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