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使者

　　五十年代以前，因為生活習俗與環境所限，貧窮失學的華人子弟不少。一般家庭背境較好者，由小就受華文啟蒙，而能夠讀上初中上高中者只屬小部份；有的只讀了三五年華文就要輟學替父母料理業務，有的要跑到社會去當學徒，祈能學得一技半藝，他日安定生活、光宗耀祖。至於學地方語或外語，當時是沒有人考慮到的。

　　通過經營上的交易，要靠語言溝通，當時堤岸華人能操幾句越語，已經是很特別的了。至於稍熟越文越語者更是稀少。若遇到行政上的稟章、或訢訟事件，則非要靠“媽証”（翻譯員）不可。而這些“媽証”都是法屬時期的官方翻譯員，或多或少都染上官僚作風，替人民辦事索價不菲，非一般低矮的勞動人民所敢聘用的。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堤岸知識界才開始認定越文越語是官方的文字語字。身為一個國家的公民，不懂本國文字，站在任何場合都是吃虧的。為了適應環境與語言之溝通，有人效香港華人用漢文講英語的方法，由某書局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是教人用廣州話講越語（用諧音）。雖然獲當時一些小商採用，但由廣州話拼出來的越語不但不準確，有時也差距很遠。

　　後來西貢國家語文大學教授李文雄先生有先見之明，便在堤岸梅山街萬國晚報隔壁（現為巴迫街市左邊約在第四、第五家舖屋位置）開辦了一家“振中”越文中學，為各華校畢業出來的中學生，專修越文課程，給華人子弟逐步提高越文程度。後來“振中”中學學生增加，舊有的地方不能容納而遷到和平市阮橫德街，現為恆隆二旅店對面。

　　與此同時期，西貢廣播電台也有一位施達志先生，每天在廣播華語節目中加插一些越文教材，為華人聽眾製造一個學習越語的機會。

　　通過這二位文化使者的推動，華人都意識到生活在越南本土，越文與越語是切身問題。大家開始鼓勵子弟在學好華文的同時也要進修越文、講越語。

不久，國家正式頒行雙語教育政策，華人子弟都胸有成竹地完成國家規定的學科。這時李文雄教授的“振中”中學的學生也越來越多了；後來李教授和他的第一屆越文中學畢業生編纂了一本“越華字典”，是為堤岸華人自己編纂的第一本字典。

李文雄教授和施達志先生給堤岸華人的貢獻是不小的。半世紀後的今天，堤岸華人早匯入越南民族大家庭中，當年這二位使者推動、教導下的聽眾、學生，對堤岸五十年來經濟文化發展都是戚戚相關的；而他們的子弟們也正在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繁榮中已茁壯成長中的第二代接捧人！

劉為安散文集《堤岸今昔》